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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帖修复】59年届 張汝光

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1-18 09:28 編輯
 

巴中59年届

上海 張汝光作品集


 


回 國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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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1-18 10:59 編輯
 

巴中59年届張汝光
再談我對“回國潮”的思考


 

前 言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發生的“回國潮”是新中國建國初期發生的一件事。我搞自然科學,不搞歷史。作為一個非歷史專業人員,我對捲入這一歷史事件人群的思考,更多的是關心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們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一事件對國家命運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們自己的命運變化。對於後者的分析,自然是建立在對群體中具體個人的命運基礎上的,然而我們所關注的又主要是群體帶有普遍性的,共性的命運。因為,對於不同的個人往往會有不相同的,有時甚至還可能是相反的命運。在思考中,我感受到我們捲入“回國潮”人群的驕傲和痛苦,同時也反思產生痛苦的根源,思考如何才能不再發生此類的痛苦。

 
一 上個世紀50年代的“回國潮” 
《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周南京主編,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中將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外華僑華人的回國潮,歸納成三次:第一次是“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不少學有造詣的華僑知識份子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工作條件,懷著拳拳報國之心,衝破重重阻力,回國或振興科研,或投資建廠,或興學助教……據統計,新中國成立的五年間,各行各業的華僑華人歸國者近十八萬人 …… 。”我將其稱為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第二次是“五十年代末至改革開放前,海外各國曾出現大規模排華現象。大批華僑,被迫回國,或被驅趕回國 ………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後到一九七八年,全國接待安置歸僑、難僑近百萬。”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印尼發生的接難僑應該屬於這一類,我將其稱為難僑“回國潮”;第三次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採取了比較正確的外交路線,與周邊國家關係融洽,為生活在世界各國的華僑華人往來于所在國和中國提供了很多便利,這也為吸引更多華人,尤其是年齡偏低,知識層次較高,資金實力雄厚的華人回國發展創造了條件。此時回國的人群,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後走出國門的新華僑華人。”,我將其稱為海歸“回國潮”,因為這一“回國潮”以“海歸”(海外歸來)留學生為主體。(阿光注:上述三次“回國潮”引號內的說明都是從介紹文章中直接摘錄引用的)

本文所討論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它既區別于難僑“回國潮”,也區別於海歸“回國潮”。它們之間無論從事件發生的背景、回國群體的特點,回國的性質,以及對國家的作用和影響,都完全不同,不宜相提並論。同樣對於在印尼華僑學生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和印尼難僑“回國潮”,雖然都是印尼華僑的“回國潮”,也應該分開討論。理由是:前者,從群體的層面來看,是華僑知識青年,他們是為了投身祖國建設,放棄在印尼更加舒適的生活而回國;從國家當時狀況來看,一方面是剛剛解放,百業待興,急需建設人才。另一方面基本上是有條件為這群青年人提供高等教育條件,並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將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從效果的層面來看,實踐證明了這一件事對國家建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下面《我們驕傲》一節中將充分證明)。而後者情況完全不同,從群體的層面來看是華僑家庭,回國主要是為了躲避印尼排華浪潮,希望在國內能得到更好的安置(當然他們也帶著建設祖國的美好願望);從國家狀況來看,一方面當時國家既沒有吸收國外華僑家庭回國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國家財力還十分薄弱的情況下,根本沒有能力為難僑提供較好的安置條件;從效果的層面來看,實踐證明了這一做法即沒能滿足難僑的安置期望,還給國家造成一定的負擔,無論對難僑,對國家都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以上兩種“回國潮”背景不同,性質不同,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條件不同,實踐證明其最終效果也很不相同。因此,雖然群體都是歸僑,也應該分別分析總結,不宜相提並論來評價。同樣,海歸“回國潮”雖然和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一樣,群體主要都是知識份子,但兩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性質,故也應該分別分析總結,不宜相提並論。這方面,因和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在此就不再作更多說明。
 
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是全球性的,以海外華僑知識份子為主的“回國潮”。它主要由兩股潮流組成:一股是以海外留學生所為主體,主要從美國、西歐和日本回來(這裡我不包括很多從前蘇聯回來的,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派出的留學生),而絕大多數是來自美國;另一股是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主要從東南亞回來,而絕大多數是來自印尼。我將這兩股潮流視為同一“回國潮”,因為它們在基本特徵和性質上完全相同:捲入人群都是為了參加祖國建設事業,而放棄了國外更加優越的生活條件,滿腔熱情地投奔祖國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對國家建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中國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他們中的一些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對待。從下面的資料介紹,以及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們驕傲》和第三部分《我們痛苦》,這兩股潮流的同一性將看得十分清楚。 

下面先讓我們對比一下當年的留學生“回國潮”和我們在印尼華僑學生的“回國潮”。對於我們的“回國潮”,那是我們的親身經歷,印象深刻,記憶猶新,永遠也不會忘記。所以在這裡我不再費筆墨描述。僅介紹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中,留學生“回國潮”情況的資料摘錄,供大家作參考對比。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當時的回國情景,他們當時的感受,和我們當時的情況是何等相似。 

1.1 國外留學生組織動員同學回國資料摘錄 

● 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在匹茲堡舉行了成立大會。當時,該協會擁有匹茲堡、芝加哥、紐約、波士頓、費城等13個分會共340名會員,其中包括著名學者華羅庚、趙忠堯、郭永懷、陳省身等。留美科協於1949年11月通過協議:“本會中心為科學技術之集體學習,以做回國參加建設工作之準備。” 

● 1950年1月,中國留德學生會向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請求協助返國服務。7月1日,他們在致中華全國學聯的信中表示:“我們對於新中國的一切寄予無限的熱忱與關懷。” 

● 1950年3月25日,中國留日同學總會在致全國學聯的信中說:“我們得知祖國已經邁上建設之途”,“使我們深深感到留日同學們的責任之重大以及祖國對我們所期待之盛。由是,已從大學、專科學校畢業的同學與僑胞聯合起來共同成立了留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並著手組織歸國促進委員會,以期將取集團行動,突破一切障礙與困難,歸回祖國懷抱。” 

● 1950年8月10日,奧地利中國學生會在給全國學聯的信中說:“我們一方面為燦爛的祖國前途歡欣鼓舞,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地在把握時間,充實自己,提早回國為人民服務。” 

● 1950年12月7日,中國留英學生總會文書翁世功在致全國學聯的信中說:“祖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建立了許多光榮顯著的事業”,新中國“多方面建設正在積極的進行中,全國人民都正興奮地拿出自己的力量建設幸福的新社會,這正是我們應當回去的時候了”。 

1.2 著名學者表達回國熱情,動員回國言論資料摘錄 

● 1950年2月,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歸國途中在香港發表了《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語言說:“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但也許有朋友說:‘我年紀還輕,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說:‘這也不必。’朋友們,我們都在有為之年,如果我們遲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們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總之,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的工作基礎,為了我們偉大的祖國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 著名科學家朱光亞1950年回國前夕,與51名留美同學聯名發出了這封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發表在紐約《留美學生通訊》第三卷第八期):“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我們還猶豫什麼?彷徨什麼?我們該馬上回去了。” 

1.3 著名科學家、學者艱辛回國旅程資料摘錄 

● 美國政府起初顯然嫌這些中國留學生麻煩,曾一度依據移民法律對其中許多人下過驅逐出境令。爾後又出於自身戰略利益,對這些已經掌握了專業知識技術的中國留學生採取了阻撓、限制乃至禁止離境的措施。使得大批已經或即將完成學業正在或準備踏上歸程的中國學子被迫羈留海外,一時間,滯留美國境內的中國留學人員達5000多人之眾。他們處於非法的地位,行動自由受到約束與監視,被明令警告“不得離開或企圖離開美國”,否則“將被處以5000美元以下的罰款或是不高於五年的徒刑,或是二者兼施”。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不少中國莘莘學子被迫背離了當初負笈海外的初衷,選擇了在異國居留和工作,從而使自己的人生途徑和中國留學生運動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但也有許多中國留學生並沒有在壓力和誘惑面前屈服,他們聯名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和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陳述自己要求返回祖國的願望,並通過《紐約時報》等新聞媒介公開披露自己被無理扣留的遭遇,對美國政府所實行的阻撓政策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中國留學生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操贏得了全世界人民、包括中美兩國人民的同情和尊敬,中國政府為此多次在日內瓦會議上向美方進行交涉,迫使美國政府於1954年撤銷了禁止中國留學人員離境的禁令。從1954年底到1957年初,一批批的海外留學生結伴而行,克服了重重困難,經歷了無數曲折,從美國、英國、法國、日本返回祖國懷抱,參加振興中華的建設,形成一股青春湧動的海外學子歸國熱潮。 

● 1950年,留學美國的錢學森買好車票,托運了行李,準備報效祖國。而美國卻無理阻攔。當時,37歲的錢學森已是世界知名科學家。當時美國海軍次長丹尼爾•金布林得知錢學森要回國的消息時,曾惡狠狠地說:“我寧可把這傢伙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在哪裡,他都值5個師。”據當時美國通訊社報導:“錢學森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工學院噴氣式飛機研究站主任,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當他在1950年8月間回國時,美國洛杉磯海關檢查扣留了他的行李(注:板條箱裡滿滿裝了800公斤的書籍和筆記本),並於1950年8月23日通知錢學森,不得離開美國,其活動待調查。錢學森被指責為“攜帶機密資料”、“非法出境”。美國移民局于1950年9月7日將錢學森逮捕扣留。”錢學森的朋友們後來湊了15000美元作為保釋金,移民局才于9月22日被迫將其釋放,但沒有一點自由,在此後長達5年的時間裡,受到監禁和監視。直至1955年6月,他在寄給比利時親屬的包裹中巧妙夾帶了一封信,由親屬輾轉交給陳叔通副委員長,請求其幫助回國,以投身新中國建設大潮。後轉給周恩來總理。錢學森在信中傾訴自己的心情:“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錯過機會……”。錢學森在信中戳穿美國政府的謊言:“美方又說謊,謂中國學生願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在最後一句話的下面,錢學森特意用紅色鉛筆劃上粗杠,以醒目。如今40多年過去了,信紙已泛出微黃,但那條紅杠卻分外耀眼,似一條割不斷的血脈,似一顆跳動的心。兩個月後,中美兩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中方代表拿著這封信與美方交涉,要求允許錢學森等離境。鐵證面前,美國政府不得不放人,並與中方達成了允許平民回國的協定。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攜妻帶子乘美國克利弗蘭總統號游輪回國。當10月8日抵達廣州時,他留給了美國這樣一段話:“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今後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周恩來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長期沒有積極結果,但是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情,會談也是值得的,是有價值的。” 1950年錢學森被扣留的同時,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和我國著名科學家趙忠堯、沈善炯等一大批熱盼歸國的學子均被扣留。 

● 抗日戰爭結束後,錢偉長於1946年向導師馮•卡門請求回國,然而不得放行,他只好訴說思鄉之苦,終得應允,然而卡門還敦促他早日回來。1948年導師馮•卡門通過錢學森邀請他去美國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由於他拒絕放棄中國忠美國,未獲得簽證成行。 

● 錢三強他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中國“兩彈一星”元勳。1937年赴法國留學,師從居裡夫婦(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的女兒女婿)。1940年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46年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金。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並獲法蘭西榮譽軍團軍官勳章。1948年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 朱光亞,核子物理學家,兩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從事實驗核子物理研究工作,1950年春回國。 

●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回到新中國的彭桓武教授,是中國原子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當他從愛爾蘭啟程時說,“回國是不需要理由的”。 

● 李四光是新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對地質力學理論和中國地質構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李四光衝破重重阻力,從英國取道瑞典、義大利秘密回國,於1950年5月回到北京。 

● 葉篤正於1948年11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1950年,葉篤正先生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很快便投入到了中國大氣科學的研究工作中。他回憶說,1949年10月,我在得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時立刻就要求回國,但遭到美國的多方阻撓,美國氣象局甚至想通過待我很好的導師說服我留下。我堅決地對我的導師說,我要將在芝加哥學到的先進科學帶回中國,建立中國自己的氣象學派。經過一年的波折,我終於坐船從香港轉回了內地。作為從舊中國一路走過來的知識份子,我有著現在年輕人體會不到的強烈感受,那就是中國從過去受盡屈辱的地位上真正站起來了。現在美國都將我們視為對手,我感到很自豪,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了壓力,因為中國站得還不夠“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要想站得更“挺”,還要發展我們自己的先進科學技術。 

● 1950年8月,“兩彈”元勳鄧稼先在治學嚴謹的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 

● 著名無機化學家、材料學專家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首批資深院士嚴東生,1949年春獲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學位後,于1950年夏回國。 

● 著名電子學家羅沛霖1948年就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1950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 

● 著名航太技術專家任新民,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獲工程力學科學博士學位後回國。 

● 楊承宗,放射化學家,1951年秋響應周總理號召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創建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成功培育了我國第一代放射化學工作者。 

● 1951年9月,21名中國留美學生乘船返國,當船抵檀香山時,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強迫學理工和醫學的吳銥、劉安華等9位留學生乘小船返美,而不准其回國。以後,幾經波折,他們才於10月再次離開美國,於11月回到祖國。 

● 在愛爾蘭取得教授資格的彭桓武回國了;尚在哈佛大學四年級就讀的冀朝鑄回國了;化工專家侯祥麟、物理學家謝希德、化學家唐敖慶、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核子物理學家張文裕、金屬學專家師昌緒,等等,一大批中國第一流的科學家承載著中華民族革新自我、浴火重生的夢想,滿懷著崇高的使命感,執著而堅強地陸續回到了祖國。 

“據已有材料估計,1950年夏尚在美、英、法、日等國家高等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包括一部分教授和專門人才)有5000余人(阿光注:有資料說是6000人)。”
 
“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生政權的勃勃生機激發了大批海外學子的殷殷報國之情。他們滿載希望,懷抱建設祖國的理想,紛紛啟程,從英、美、日等國分期分批通過各種途徑陸續返回中國,掀起了1949-1956年的歸國潮。到1957年,從世界各地先後歸國的海外科技人員和留學生共計3000余人(阿光注:有資料說是2500人),約占新中國成立前海外留學生和科技人員總數的一半以上。” 

“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底,有近400名中國留美學生、200多名中國留英學生(占留英學生總數的2/3),回到祖國參加建設。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國的留學生多達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041人。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500名。” 

“截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鄧稼先、華羅庚等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專家、學者和優秀留學人員回歸祖國的懷抱。這些在新中國成立前出國的專家、學者和留學人員歷經重重阻礙,放棄了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回國定居工作。”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留學生“回國潮”和我們當年的“回國潮”相比:我們對參加祖國建設的滿腔熱情和他們一樣,都是那麼的強烈;我們和他們一樣,為了祖國建設,毅然決然地放棄國外更加優越的生活;我們的回國旅程和他們一樣,對許多人是那麼艱難;我們的回國潮流規模和他們一樣洶湧(他們回國人數比例占到當時海外留學生總人數的一半,我們的比例也差不多)。在第二部分《我們驕傲》中,可以看到,我們和他們一樣為祖國的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第三部分《我們痛苦》中,可以看到,我們的命運中也和他們一樣遭遇了許多的不公。所以說: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是全球性的海外華僑知識份子的“回國潮”,當年我們在印尼華僑學生的“回國潮”和當年海外留學生的“回國潮”是同屬一類人群(都是知識份子,雖然知識層次有高低),同樣的歷史背景下,同樣的理想和抱負,同樣做出奉獻,同樣的命運遭遇。當然不可否認,我們在知識層次和貢獻大小上有區別,但在他們當中和在我們當中,不同的人之間也同樣存在這種區別,而我們都同屬一個“回國潮”,因為最重要的是,在基本特徵和性質上是完全相同的。既然我們在印尼華僑學生上個世紀50年代“回國潮”,是全球性海外華僑知識份子“回國潮”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我覺得我們也就應該從這一角度,來看待、評價和反思我們的“回國潮”。 

二 我們驕傲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回國潮”回來的華僑知識份子中,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專家、學者成為我國高科技領域各個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國家建設科技大軍的領軍人物。他們帶領科技大軍(包括已鍛煉成長為各個領域科技人才的,我們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學生),為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高等教育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發展做出了不朽功勳。在中國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2.1 留學生回國後對國家建設做出的貢獻 
 我沒有關於留學生回國以後所做出貢獻的詳細統計資料,但從以下引用的摘錄資料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回國潮”中的許多著名科學家、專家、學者為國家建設所做出的貢獻。 
根據資料(直接摘錄引用)介紹: 

● 錢學森回國後開始在如同一張白紙的中國導彈事業畫卷上執筆描繪 …… 他帶領一班人開始了中國第一枚導彈研究:1960年,中國的探空火箭和第一枚仿製近程導彈先後升空;1964年,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順利發射成功;1966年,原子彈與導彈的兩彈結合試驗獲得圓滿成功,這為研製發射人造衛星的航太運載火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70年,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把“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地球軌道。“兩彈一星”的成功,意味著中國真正成為國際上有影響的國家。1980年,“東風五號”洲際導彈發射試驗成功,表明中國火箭技術已達到世界先進水準。這一切都為以後的神州系列載人飛船和探月工程鋪就了道路。而錢學森正是中國航太事業的領路者和發現者。“兩彈一星”的成功、“神州五號”沖天、探月工程實現,這一個個里程碑上都鐫刻著錢學森的名字。他為中國的導彈航太事業奮鬥了一生。錢學森當之無愧,他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之一,與20世紀50年代那一大批歸國留學者一起,構成了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隊伍。他們是真正的科學旗幟、民族脊樑。 

● 錢三強從事原子核子物理研究,在“核裂變”方面成績突出,並且是許多交叉學科和橫斷性學科的宣導者。他發現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並對三分裂機制作了合理解釋,深化了對裂變反應的認識。他是第二代居裡夫婦的學生,又與妻子何澤慧一同被西方稱為“中國的居裡夫婦”。 1946年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金。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導師,並獲法蘭西榮譽軍團軍官勳章。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二機部(核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浙江大學校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56年參加中國第一次12年科學規劃的確定。他是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被譽為“中國原子能科學之父”、“中國兩彈之父”。主持建立了中國原子能研究所並任所長,主持並製成了共和國第一個核裝置――原子能反應堆。他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中國“兩彈一星”元勳。 

● 錢偉長是著名力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發表於世界導彈之父馮•卡門的60歲祝壽文集內,愛因斯坦看後,感歎:這位中國青年解決了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此文奠定了錢偉長在美國科學界的地位。1946年,他與導師馮•卡門教授合作發表了《變扭率的扭轉》,成為國際彈性力學理論經典之作。1947年,在正則攝動理論方面創建了以中心撓度wm為攝動參數作漸近展開的攝動解法,在國際力學界被稱為“錢偉長方法”。1948年,在奇異攝動理論方面寫出有關固定圓板的大撓度問題的漸近解,稱為“錢偉長方程”。解放後,致力科學理論和工程力學領域,成為我國近代應用數學與力奠基人之一。他兼長應用數學、物理學、中文資訊學,著述甚豐,特別在彈性力學、變分原理、攝動方法等領域有重要成就。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受周恩來委託,承擔了籌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參與制訂新中國第一張科學發展藍圖——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他提出國家要優先發展原子能、導彈和航太技術,得到錢三強、錢學森的支援,但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爭論了一年多,最後得到了周總理的肯定。1957年被錯打成右派。文革後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仍兼教務長和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副教務長。1983年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1993年任上海工業大學等四所大學合併後的上海大學校長。 

● 華羅庚是中國傑出的數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數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3月回國後,他擔任了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從事多複變函數論中四類典型域的調和分析研究。他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複變數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與開拓者,是1956年首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3位獲得者之一。 

● 鄧稼先出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總設計師,從此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事業。此後的8年間,鄧稼先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鄧稼先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隨即,他又同于敏等科學家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成功研製氫彈,並在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 

● 朱光亞,核子物理學家,兩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1957年從事核反應爐的研究工作,領導設計、建成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了堆物理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爐的第一步。他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負責並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歷次原子彈、氫彈的試驗,為“兩彈”技術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 李四光於1950年5月回到北京,便接受周恩來的要求,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領導新中國地質事業的全面發展。1952年8月,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部長。從1955年開始,地質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戰略性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運用他所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找到了第一個高產大油田——大慶油田。以後,我國又根據李四光的地質學理論,先後找到並建成了勝利、大港、華北等大型陸上油田;接下來,我國又在渤海、黃河入海口周邊和南海發現大型石油礦區,建立了大規模的海上油田。我國已探明的石油資源儲量已接近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產油國之一。李四光為中國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 

● 嚴東生著名無機化學家、材料學專家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首批資深院士。他先後擔任中國化學會和矽酸鹽學會的理事長、宇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對中國冶金、航空、航太等工業以及國防新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被國際無機材料界公認為最有影響的學術領導。20世紀50年代,他解決了我國包頭鐵礦石中的氟化物在冶煉中對各類耐火材料的侵蝕問題,提出了選擇合適材料的建議,並為發展高溫氧化物特種陶瓷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與實驗基礎;60年代,他針對我國稀土元素蘊藏量豐富的特點,指導科研人員對稀土氧化物與其他高溫氧化物體系,進行了大量基礎研究;70年代,他開展了耐高溫、耐腐蝕、耐磨損塗層的研究和指導工作,闡明了塗層在高溫條件下的物理化學變化及其與熱應力的關係等問題;80年代,他進行高溫結構陶瓷,快離子異體以及無機複合材料等新領域的研究。 

● 任新民著名航太技術專家,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獲工程力學科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擔任航太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宇航學會理事長,是中國科學院首批資深院士,中國導彈與航太技術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半個世紀以來,他堅持深入科研生產第一線,領導和組織了我國多級火箭發動機以及試驗通信衛星的研究、設計和研製,解決了大量技術關鍵問題。他領導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曾擔任試驗衛星通信、實用衛星通信、風雲一號氣象衛星、發射外國衛星等6項大型航太工程的總設計師。與此同時,他還培養了一批具有先進水準的科技隊伍,為發展我國的航太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99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重大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任新民位列其中。 

● 羅沛霖著名電子學家1950年回國後,他負責籌建我國第一個現代化無線電原件廠——國營華北無線電器材廠,任總工程師兼第一副廠長。1958年,他參與指導和組織中國第一部超遠端雷達的研製工作;70年代初期,他組織和指導國產電腦系列化的聯合設計和研製工作。他先後擔任中國計量與測試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電子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2000年的中國電子”研究委員會副主席和電子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首批資深院士,為中國電腦事業的發展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獲授2000年中國工程科技獎。 

● 葉篤正1950年拒絕了美國氣象局的高薪挽留,在“祖國需要我”的信念支援下毅然回國。回國後,他很快投入到我國大氣科學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被公認為是我國現代氣象學和全球變化學科的奠基人之一,為全球變化、大氣環流和氣候變化研究作出了開創性重大貢獻,被世界氣象組織評價為“全球變化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是國際大氣科學界屈指可數的學術巨匠。常掛在葉篤正先生嘴邊的是:“要讓外國人來同我們接軌”。 1987年獲得中國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95年獲得第二屆何梁何利最高獎——科學與成就獎和陳家庚地球科學獎;2003年(第48屆)世界氣象組織最高獎——國際氣象組織獎授予中國氣象學家葉篤正,成為第一個獲得“氣象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榮獲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建國初期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氣象室負責人。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現任中國科學院特邀顧問,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0年),芬蘭科學院外籍院士(1981年),英國皇家氣象學會榮譽會員(1982年),美國氣象學會榮譽會員(1990年)。他曾在國內外許多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包括:國際科聯(ICSU)和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科學委員會(JSC)委員,國際大氣物理和氣象協會(IAMAS)執委,國際大地測量和地球物理聯合會(IUGG)執委,國際地圈生物圈計畫(IGBP)特別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委氣象組副組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中國IUGG主席和顧問,中國IGBP主席和名譽主席。 

● 楊承宗,放射化學家,1951年秋響應周總理號召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創建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成功培育了我國第一代放射化學工作者。 
“新中國誕生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急需大批經濟、科技和文教等建設人才。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在當選的172位學部委員(不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61位)中,有156位留過學,占了90%。1957年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增聘學部委員18位(不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3位),有留學經歷的上升到91%。許多人帶回了海外先進的科學技術,成為祖國科學技術和經濟建設的奠基人和領導者。” 

2.2 巴中回國同學對國家建設做出的貢獻 
我無法直接提供我們巴中同學回國後,所做出的具體貢獻資料,也可以肯定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但是我想,通過我所瞭解的上海巴中同學(48位元)的情況,以及還有聯繫的我們巴中59屆2班在國內同學(14位元)的情況,從他們後來的工作,他們的職務或技術職稱,可以看出他們在從事工作的性質,從而對他們的貢獻做出評價。又因為他們是一般、普通的巴中生(和其他同學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因此可以根據他們的情況,對巴中同學回國後的貢獻,作一個大概的判斷。這裡需要說明,附錄中列出同學們的技術職稱,僅作為對他們工作性質和所作貢獻的一個大致估計,不能作為同學之間技術水準高低或貢獻大小的比較。這是由於同學之間所在單位,以及個人具體情況的不同,使他們的技術職稱往往就不具有直接的可對比性。例如,我們班的梁碧強同學一直是他們廠的技術領導,可他只有工程師的技術職稱,因為在單位評定高級工程師技術職稱時,他已下海自主創業,沒有參加評定;陳英香同學,雖然已是廠技術科的科長,仍然是工程師的技術職稱,這與她工廠的具體情況有關。 

● 上海巴中同學的情況 
在上海巴中同學名冊(見附錄1)的48人中,具有高級技術職稱者占了絕大多數,共35位,占總人數的72.9%;具有中級技術職稱者共12位,占總人數的25%;無技術職稱者僅1位,僅占總人數的2.1%。也就是說,具有中、高級技術職稱者,合計占總人數的97.9%。 

● 巴中59屆2班在國內同學情況 
巴中59屆2班在國內同學(我能聯繫的)共14人,全都具有中、高級職稱(見附錄2)。其中具有高級技術職稱者共 10人,占總人數的71.4 %;具有中級技術職稱者共 4人,占總人數的 28.6%。 

從上述上海巴中同學和我們班(巴中59屆2班)同學的技術職稱狀況看,我們發現兩者比例數位非常接近。即,幾乎所有同學都具有中、高級技術職稱(這是由於幾乎所有50年代回國的巴中同學,回國後都進入了大學學習,畢業後參加工作時都作為技術人才使用),其中具有高級技術職稱的同學比例占到總人數的70%以上。另外,在巴中59屆2班的14位同學中,曾擔任技術領導的就有9人,占到總人數的占64.3%(其中,林芬英曾任商業部石油設計院副院長;王明治曾任中國鐵道部設計院標準所總工程師;溫潤和曾任中國煤炭科學研究院煤炭學報總編;陳英香曾任石景山水泥廠技術科科長;梁碧強曾任北京鋼絲廠實驗室主任、科研室主任、技術科科長、計畫科科長等職;李虞瑛曾任廣東省清源市水利局水利科科長;賴賢傳曾任梅州嘉應學院學報副總編;鄒龍清曾任福州燈泡廠總工程師;張汝光曾任上海玻璃鋼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玻璃鋼》刊物主編、副總工程師、國家建材局科技教育委員會委員、全國高等院校複合材料學科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他們中,林芬英、王明治、溫潤和、李虞瑛和張汝光五人是國家部一級專家(占總人數的35.7%);王明治、溫潤和和張汝光三人還獲得國務院為表彰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有突出貢獻專家頒發的特殊津貼(占總人數的21.4%);梁碧強曾為打破國外封鎖,主持研製成功國家軍工急需的某特種鋼絲,並曾代表北京鋼絲廠在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廠裡的抓革命促生產情況;張汝光在本世紀以來還曾多次被聘請擔任國家最高級別科技獎項(國家科技進步獎和國家科技發明獎)評審專家。 

在上海的巴中同學不比其他地方(包括香港)的巴中同學強;同樣巴中59屆2班的同學不比其他班的同學強(我們班並不是什麼特殊班級),因此我覺得完全可以根據他們的情況,大致估計整個巴中回國同學的狀況,由此得出:一,幾乎所有的同學回國後都成為中、高級技術人才(其中約占70%以上的同學達到了高級技術水準);二,有相當大比例的同學擔任了所在單位或部門的技術領導;三,有一定比例的同學還被列為國家級的專家人才。說心裡話,當初回國時,我是不會估計到,我們巴中同學回國後會有如此大的作為。由此可見,巴中在國家百業待興,人才匱乏的50年代裡,為國家輸送了相當數量的中、高級技術人才的後備軍。我沒有這一期間巴中同學回國人數的統計數字,若以2000人計算(以我們59屆畢業生約有二百五十人回國作粗略推算),巴中就為國家提供了近2000名的中、高技術人才後備軍,其中有約1400人後來成為具有高級技術水準,有相當數量的人成為國家級的專家人才。僅從一所中學就為國家提供這麼多的人才後備軍,不能不說巴中為國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述統計資料雖然僅取自目前仍然在國內的同學,我覺得同樣適用於對目前在香港同學的估計。理由是:在香港的同學素質一點不比在國內的同學差;他們也同樣幾乎全部都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學習,成為各個領域的技術人才;出國之前,同樣在各個領域的技術崗位上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只是後來,由於文革期間國家的動亂狀況,迫使許多同學(包括我的兩個哥哥)不得不移居香港。又由於香港不承認大陸的學歷,只有一部分同學能繼續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服務,少數同學成為企業的高層技術領導人,當醫生或老師,如友茂說的:有些人“聘到了合格的工程師、建築師、設計員、繪圖員、翻譯、會計以及祕書等文職人員”;不少的同學不得不改行,在原有知識基礎上又學習許多新的知識,“決心繼承父輩艱苦創業的精神,白手起家,在香港這片自由天地創出一番事業。”他們也都是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香港社會服務,同樣是為國家做出貢獻。
 
從以上列舉的留學生和我們巴中同學(可以代表青年學生群體)回國後對國家所做出貢獻事實說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知識份子的“回國潮”為新中國注入了一股強大的科技力量,極大地推進了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如前面所說:海外留學生人員中的著名科學家、專家、學者成為新中國科技大軍的領軍人物,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奠基、開拓、發展和現代化,為國家高等教育事業的建設,為國家高層次人才的培養,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都立下了卓越的功勳;而回國時的青年學生們(包括我們),經過學習和鍛煉,也成為了這支科技大軍的中、上層技術骨幹,在祖國建設事業中,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在這一回國潮的知識份子科技大軍中,包括了作為領軍人物的幾十位著名的科學家、專家、學者;兩千多位學成回來的留學生,作為高層骨幹;和我們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後來成長為中、高級科技人才。正是這一群捲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回國潮”知識份子的無私奉獻,為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才會有中國今天的發展成就,否則中國的發展還要後退幾十年。我們親身投入了祖國這一歷史關鍵時刻的發展建設進程,為之付出了一定的犧牲,還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回想當初,我們回國,不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目的?!我們做到了,而且我們還做得很好!我們可以當之無愧地為我們的奉獻而感到驕傲!巴中也同樣可以當之無愧地為培養出我們這樣一批學生而感到驕傲! 

當然我們有遺憾,“回國潮”知識份子中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和我們的一些同學,無辜受到傷害,我們本來可以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本來國家的發展還可以有更快一些。由於“反右派鬥爭”,由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給知識份子很大的打擊。這不僅傷害了他們,更給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但,這不是我們的責任,絲毫貶低不了我們所做出的奉獻,絲毫改變不了歷史對我們的肯定。恰恰相反,我們還由此應該得到更大的肯定。因為,即使是受到了傷害,我們從沒有改變自己對祖國的熱愛,就是在那艱難的環境中,我們仍然無怨無悔地為國家做出我們的奉獻。 

魯迅先生有段名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魯迅全集》第六卷《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我們就是要做這樣一種人,要做中國的脊樑。
 
附錄1 
上海巴中同學名錄 
1 楊慶賢:醫藥,研究員(45屆) 
2 陳楚良:化學,教授(48屆) 
3 金德賢:造船,教授(48屆) 
4 李康先:建築,教授(50屆) 
5 李政先(底線表示已去世,下同):法律,檢察員(51屆) 
6 周榮沾:路橋,副教授(51屆) 
7 吳芸芬:材料,高級工程師(52屆) 
8 梁宜運:機械,高級工程師(52屆) 
9 歐陽百瓣:數學,副科級幹部(52屆) 
10 譚華爵:建築,教授(53屆) 
11 溫敬賢:生物,高級工程師(53屆) 
12 林安娘:經濟,高級工程師(54屆) 
13 黎涵雲:熱能,高級工程師(54屆) 
14 黃英榮:材料,高級工程師(54屆) 
15 何詠韻:輕金屬,高級工程師(54屆) 
16 莊明商:物理探礦,高級工程師(54屆) 
17 吳衍智:建築,教授(54屆) 
18 廖學文:化工,高級工程師(55屆) 
19 黃美俐:生物,高級工程師(55屆) 
20 陳良沾:英文,副教授(55屆) 
21 林謀濟:英文,副教授(55屆) 
22 林梅君:英文,中學教師(55屆) 
23 李志榮:機械加工,工程師(56屆) 
24 黃繁榮:中文,講師(56屆) 
25 奕紀梁:數學,總經理(56屆) 
26 楊遠猷:化學工程,高級工程師(57屆) 
27 楊秋英:醫生,副主任醫師(57屆) 
28肖永和:數學,講師(57屆) 
29 鄭子林:電化學,高級工程師(57屆) 
30 石永成:編輯(57屆) 
31 黃玉娥:化學工程,工程師(57屆) 
32 陳醒華:化學工程,高級工程師(57屆) 
33 鄭克勇:醫生,主任醫師(57屆) 
34 郭明發:化學工程,高級工程師(57屆) 
35 黃漢銘:醫生,主任醫師(57屆) 
36 鐘金松:塗料,副主任(58屆) 
37 陳國櫃:物理,一級教師(58屆) 
38 黃鳳嬌:焊接,高級工程師(59屆) 
39 張文賢:國際貿易,高級工程師(59屆) 
40 丘彬權:數學,中學教師(59屆) 
41 張汝光:力學,教授(59屆) 
42 張旭光:中文,高級講師(59屆) 
43 林永建:電氣,工程師(59屆) 
44陸仁雄:數學,副教授(60屆) 
45 楊文治:(60屆) 
46 江峰:電子,高級工程師(61屆) 
47 葉麗珊:醫生,醫師(62屆) 
48 吳月蘭:中醫,醫療中心主任(63屆) 

附錄2 
國內巴中59屆2班同學名錄: 
1 林芬英:曾任商業部石油設計院副院長,高級工程師 
2 王明治:曾任中國鐵道部設計院標準所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3 溫潤和:曾任中國煤炭科學研究院煤炭學報總編,高級工程師 
4 陳英香:曾任石景山水泥廠技術科科長,工程師 
5 梁碧強:曾任北京鋼絲廠實驗室主任、科研室主任、技術科科長、計畫科科長等職,工程師 
6 李虞瑛:曾任廣東省清源市水利局水利科科長,高級工程師 
7 賴賢傳:曾任梅州嘉應學院學報副總編,副教授 
8 鐘良芳:曾任廣東省第一輕工業專科學校,講師 
9 鄒龍清:曾任福州燈泡廠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10 林春菊:曾任廈門職工教育學校,中學一級教師 
11 饒翠娟:曾任秦皇島耀華玻璃廠高級工程師 
12 黃鳳嬌:曾任上海吳涇熱電廠,高級工程師 
13 林永建:曾任原上海機械廠,工程師 
14 張汝光:曾任上海玻璃鋼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玻璃鋼》刊物主編、副總工程師、國家建材局科技教育委員會委員、全國高等院校複合材料學科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高級工程師 

三 我們痛苦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回國潮”回來的知識份子,以他們對祖國、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放棄國外更加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滿腔熱情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熱潮。他們廣泛分佈在全國各地的各條戰線上,始終無怨無悔、兢兢業業地工作,無私地奉獻自己的青春、才華和知識,為新中國的科技、教育、經濟和國防等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不朽的功勳。他們的無私奉獻,為中國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又是那麼得坎坷和不公。尤其在“反右派鬥爭”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有的人僅僅由於是從海外歸來就受到無端的懷疑;有的人出於對國家的憂慮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卻遭受到迫害和無情的打擊。這不僅僅是對他們的傷害,更給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每當回想起這些事,無論從他們,還是從國家的角度,都讓我們傷心和感到深深的痛苦。今天我們回憶過去的痛苦,絕不是為了記住歷史的怨仇,而是為了今後國家更加堅實、穩定和更快的發展,要深刻地吸取教訓,千萬千萬不能再讓這類歷史悲劇重演。 

2,1一些50年代回國留學生的不公遭遇 
下面僅舉兩位大科學家回國後所遭遇的不公: 

● 錢偉長,數學力學家。 
錢偉長回國之前是與錢學森、林家翹、郭永懷一起,在世界導彈之父馮•卡門教授的指導下從事航空航太領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火箭的空氣動力學計算設計、火箭彈道計算研究、地球人造衛星的軌道計算研究,還參加了火箭現場發射試驗工作等。錢偉長的博士論文《彈性板殼的內稟理論》,愛因斯坦看後,感歎:這位中國青年解決了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此文奠定了錢偉長在美國科學界的地位。國際上,以錢氏命名的力學、應用數學科研成果就有“錢偉長方程”、“錢偉長方法”、“錢偉長一般方程”,“圓柱殼的錢偉長方程”等等。正當錢偉長在美國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選擇了回國。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三錢"時說:錢三強是核子專家,錢學森是火箭權威,還有研究火箭彈道的數學家錢偉長。就是這樣一位熱愛祖國的世界頂尖科學家,回國後,僅僅為了1957年1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問題》文章中,提出了反對當時蘇聯教育體制中的一些思想,這樣一個很正常的教育理念論爭,卻讓他在當年6月的“反右派鬥爭”中,戴上了長達22年的大右派帽子。在被劃為右派之後,剝奪了他教學和科研的權利,先做實驗室助理,又掃地勞動一年,後來還曾被下放農村勞動。遭受苦難的還不僅僅是他本人,還殃及他的兒子、女兒,他們儘管成績優秀也都沒有機會再上大學。可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他仍然利用各種機會,發揮自己所長,幫助解決一百多項技術難題,無怨無悔地為祖國付出。還有這麼一個故事:他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北京特種鋼廠煉鋼車間勞動。1972年國家要派出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英國、瑞典、加拿大和美國,周恩來點名,要錢偉長參加。代表團團長不願意接受,理由是不能保證他到國外後不出逃,自己承擔不了責任。周恩來不得不換了另一名團長,並直到臨行前一天的會議上才宣佈此事,並叫秘書去清華大學把錢偉長接來。秘書去了清華大學才知道他在鋼鐵廠勞動,才又趕到鋼廠,錢偉長還來不及換下勞動服,就被帶到了會場。周恩來叫秘書給他準備好衣服,並拿自己的鞋子給他穿,參加出國代表團。直到文革以後,他才正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完全恢復他正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1982年底他被任命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後,他就精力充沛、大刀闊斧地要進行教育改革。他提出的“三制”——即,學分制、選課制和短學期制的教學改革措施,如今已成為國內高等教育的主流;他還提出要拆掉“四堵牆” —— 即,學校與社會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各科系之間,以及教育和科研之間的牆。他說:“我從美國回來就是為了祖國,我要培養更好的學生!” 

這麼一位有才華的世界著名科學家,22年時間的荒廢意味著什麼?!不僅僅是對他本人,同樣對國家都是巨大的損失。他被評為2010年感動中國的人物,頒獎辭寫道:從義理到物理,從固體到流體,順逆交替,委屈不曲,榮辱數變,老而彌堅,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學!無名無利無悔,有情有義有中國! 

● 葉篤正,氣象學家。 
氣象學家葉篤正 
葉篤正194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回國後,他很快投入到我國大氣科學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被公認為我國現代氣象學和全球變化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為全球變化、大氣環流和氣候變化研究做出了開創性重大貢獻,被世界氣象組織評價為“全球變化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是國際大氣科學界屈指可數的學術巨匠。他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特邀顧問、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芬蘭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氣象學會和英國皇家氣象學會榮譽會員。
 
1948年葉篤正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師從世界著名大氣物理學家羅士貝,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做研究工作。留美學習期間,他在歐美多種著名雜誌上發表了重要論文10多篇。尤其是他的博士論文《關於大氣能量頻散傳播》受到各國氣象學界的重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沿用,被譽為動力氣象學的經典著作之一。新中國的成立,讓葉篤正十分興奮,他說“我要為國家做事。新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有希望的!”他謝絕了美國氣象局的高薪挽留,申請回國,但多次都遭到拒絕。他來到英國駐美領事館提出申請去香港,想通過香港返回祖國。不料,英國駐美領事館拒發入境簽證。他問,“為什麼不給我簽證?”回答是,“你不能到香港去!”;再問,“為什麼不能去?”回答是“你去問美國國務院!”後來他請求他的導師羅士貝教授美籍瑞典老人的幫助,教授被這個中國年輕人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激動地說:“好吧,我支持你!我請你到瑞典去,你再從瑞典回到中國。” 過了幾天,羅士貝教授幫他弄到瑞典使館的簽證。這時,葉篤正聽說正巧有一條船要在香港靠岸。於是,他連忙收拾行李,告別了羅士貝教授。1950年10月,葉篤正登上了回國的輪船,踏上祖國土地時的心情,他至今沒忘。他回憶說:剛回國,大家歡迎我們 —— 我們好多個人呢 —— 歡迎我們,又唱歌,又跳舞。當時我確實是非常感動,我是流淚了。我說“Family,I’mhere”(親人們,我回來了),I’m home(我回到了家)。人家問他為什麼要回國,他說:回國為什麼?很簡單。中國被外國那麼多隻腳踩在身上,新中國成立了,希望來了,我們應把中國搞上來,讓哪個腳也不能踩我們中國,這個事情太重要了。 

就是這麼一位熱愛祖國,並有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也難逃遭受到種種淩辱和迫害的命運。造反派把他管制起來,質問他:“你在美國工作條件那麼好,工資那麼高,你回來幹什麼?不是當特務,你回來幹什麼?”造反派斷定他是“美國特務”,要他交代“和美國特務的聯繫”。他被抄家,著作和資料被銷毀,並曾被隔離審查,長達8個月不許回家,無休止的批鬥和審查,他險些被逼上絕路。
 
文革後,葉篤正擔任中國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第二年他帶領中國氣象團訪問美國,遇到了他的一些在美國的同窗好友,一位當初極力勸阻他不要回國的同學,在29年後的這次會面中,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後悔嗎? 葉篤正說:我現在也絕不後悔,我為什麼不後悔,裡頭有幾個原因,第一我是中國人,我做事,要給中國做事,給中國老百姓做事。這是第一個,我應該回來;第二,如果我留在美國的話,美國也不會給我這麼一個舞臺,我不僅僅在研究所,我還可以在氣象局有很多方面的工作,來提意見,搞規劃等等。而這個舞臺,美國不會給我的。
 
90歲時和記者對話,他告訴記者:我的工作時間,少的時候,每週也得四、五十個小時。我不上班的時候並不是不工作,而是在我自己的屋子裡工作;90歲了,我還沒有感覺到年齡對我是一個障礙。我這個人的記性不好,很多事情我都不記,很容易忘,但是所有的我的工作,我都記得非常清楚。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感覺好像不能思考了,還繼續可以思考。如今90多歲的他仍然在工作,然而,文革那些年又浪費了他多少的時間。 

他被評為“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頒獎辭寫道:風華正茂時已經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然是開拓者。讓外國人同我們接軌,這是一個年過九旬的大學者的大氣象,笑攬風雲動,聛睨大國輕。 

2.2 一些50年代回國華僑學生的不公遭遇 
下面僅介紹我親身所遇到的,歸僑學生回國後遭遇不公的三個典型事例:第一個,是因出境了又回來,就背上磨不掉的特務嫌疑;第二個,是因是資產階級出身,就被肯定不可能熱愛資產階級受到專政的社會主義祖國,就背上派遣特務嫌疑;第三個,是因打電話時常常說外國話(印尼話),就被斷定在幹見不得人的事,就背上裡通外國的嫌疑。 

● 六十年代初,有位同學為了自己的一些私事,去了澳門。幾個月後,事情了結了,他就回來了,因為他仍然還像當初那樣熱愛自己的祖國。可他萬萬不會想到,這一出去已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再回來時,已不像當初他回來一樣了 —— 此時的他,已成了特務嫌疑。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有外調人員向我瞭解他的這一段歷史,說明他為此受到了懷疑。雖然我向他們介紹了他出去了又會回來的很正常原因,遺憾的是,看來我的證詞的可信度還不夠,並沒能再改變他的命運。再回來後,學校不再接受他,找工作也沒有人要,成了社會上的無業青年。後來他成了家,為了生活,只要有活幹,再苦再累他也不在乎,在建築工地搬磚頭、到火車站拉菜、運貨。他不但什麼都幹,而且為了改變自己命運,他是積極地幹活、拼命地幹活,為此他也確實多次受到表揚。但是,又讓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命運並沒有因為他的積極努力工作而改變,他始終就只能當零時工,一個地方幹完了,又得去找裡委會幫忙,介紹他到另一個地方去幹:領著比人家低的工資,幹著最苦的活,還不時要轉移“戰場”。雖然他的勞動表現被使用單位所肯定,受到表揚,但在從臨時工招聘正式工人時,始終就是沒有他的份。原因就那麼簡單:他去過澳門又回來。有哪一個單位肯收留有特務嫌疑的人?又有哪個領導願意自找麻煩收他為正式職工呢?以是,他就這樣在國內又生活了十年,直至文革中去了香港。 

● 李錦和老師出身在富裕家庭,父母本想把家業留給他,但他寧可放棄富裕的生活,執意要回到自己貧困的祖國,為祖國的建設奉獻自己的青春。父母雖然不反對他的想法,可母親很難承受可能要和小兒子永別的命運,覺也睡不好,飯也吃不香。他1953年畢業後,不得不先留校教書,慢慢做好母親的工作。經過整整三年的努力,他終於說服了母親,于1956年如願以償地回到了祖國。他考入廈門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兩年,又於1962年考入中國科學院青島海洋所研究生,畢業後留在海洋所工作。對國內的艱苦生活條件他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雖然和他國外的生活條件有巨大的差距,他也完全經受住了考驗。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也從來不曾有過思想準備的是,文革開始不久,他就被打成“反革命”,成了“特務”!而所謂的“事實根據”竟然是,“他是資產階級兔崽子,怎麼會有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階級感情呢?他怎麼可能放棄剝削階級的奢侈生活回國來受苦?”所以肯定別有用心,是個特務分子。 

我是在初中時認識李老師的。他、林梅君姐姐和我姐姐都曾在僑總舞蹈班跳舞,很熟悉,所以他們常常會到我們家來玩。他看到我媽媽經常為生活而憂愁,便會去安慰她,在那兩年裡還一直不聲不響地給她資助。他和藹善良的為人,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舉兩件事給我教育很大的事例:有一次他騎摩托車到我們家,只坐了一回,還沒有說上兩句話就又走了。我覺得有點反常,心想不知會有什麼事。誰知過不久,他又回來了,背了一大袋米。原來他是看到我們家米袋裡的米不多了,怕媽媽又要發愁了,一句話不說,就背了一袋米回來;還有一次是發生在我們吃飯的時候,發現一盤炒青菜的菜葉子上,有一隻綠色的小菜蟲。媽媽頓時感到十分尷尬,很不好意思。李老師見狀,若無其事地拿起了筷子,搶在媽媽之前,夾住那片菜葉子,連蟲一起就往嘴裡塞。還笑著對媽媽說,菜蟲也很乾淨,還營養豐富。就是這樣一位熱愛祖國,而又和藹善良的人,竟然也會被打成“反革命”。在長達兩、三年的時間裡,他被剝奪自己所熱愛的科研工作權利,接受檢查、批鬥和監督勞動。每天上班就讓他打掃廁所、幹雜務事。他很喜歡小孩,平時孩子們都喜歡跟他玩,可這時孩子們都要躲著他,因為大人們對他們說“他是個大壞蛋”,不許孩子和他玩,這也讓他感到很傷心。他還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們正在挖深井,他被叫了上來去接受批鬥,誰知上來後沒走多遠,那口井就坍塌了,還好沒有造成死人。我說,因為他是好人,天老爺也在暗中保護著他。
 
他被解放後,又興奮地投入自己熱愛的海洋生物研究工作。他經常參加到東海、南海海域的海洋考察隊,有時還當蛙人遊入海底採集標本。每當考察船停靠上海增添補給時,他都會來看我,講講他海洋生活的故事,這些工作又讓他興奮不已。他是中國海綿分類研究的第一人,在外國研究資料中,有關海綿的1000多個名稱、近2000個詞彙,基本上都是由他創造翻譯出對應的中國名稱和詞彙。他不但要做海綿分類學研究,還首先得熟悉英、德、法三國文字,才能翻閱參考相關的大量的文獻資料。直到今天,已步入八十高齡的他,仍然每天堅持上班,搞他的海綿分類。 

他坦然面對回國後的遭遇,他說回來時就準備好吃苦,如果是為了物質上的享受,當初就不會回來了。當然對於會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他雖然犧牲了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但在自己的科研工作和成就中,在為國家所做出的奉獻中,他得到了很大的精神滿足。他現在唯一關心和憂慮的是,他沒有接班人。原因,一是現在很少有年輕人原意花很大功夫去掌握這三國文字;二是這項研究工作既辛苦、出不了名,又沒有經濟效益。沒有對海洋生物的熱愛,沒有為科學研究獻身的精神,誰也不會選擇這樣一個職業。李老師至今已在海綿動物領域開展了近半個世紀的研究工作,可至今也沒能留下一個研究生在身邊。他80歲了,到現在還在幹,但總有一天會是他幹不動的時候,誰來接替他班呢?他是中國這項研究工作的第一個人,難道又將成為這項研究工作的最後一個人嗎?這是他現在最擔心的!他想到的還是國家。 

● 梁碧強同學在文革期間,開始時還代表過鋼絲廠在人民大會堂向周總理彙報廠裡的“抓革命,促生產”情況,到了1972年春就成了“516分子”和“裡通外國”的階級敵人。而能夠拿得出的“最有力證據”,竟然只是他打電話時,還常常會插講外國(印尼)話,有此“可以判斷”他就是“裡通外國”、幹壞事怕人聽懂。不然,為什麼不能用中國話講?開始時他還僅被勒令“走讀” —— 每天上班報導,就接受監督,關在房間裡寫檢查,下班之前得交上。“走讀”了兩個月後,由於態度還不老實,就採取進一步升級的收監措施 —— 他被關在大小兩室套間中的一個6m2 小間,將小間內僅有的一個窗戶用木板釘上封死,以防他“越獄逃跑”。小間封成了暗室,僅靠一個15w燈泡照明;兩張長凳架上一張木板,就成了他的床;房內配備一個馬桶,臭味有利於他頭腦清醒,寫好檢查。套間的大間,有兩大作用,一是供他的“警衛人員”作值班室,二是隨時可以作為對他的審問、批鬥場所,十分方便。批鬥時他自然被壓制成“飛機式”造型 —— 低頭、彎腰、兩手向身後伸直,手掌還得往上翹,因為不這樣他更不會“老實交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群眾不能做“東郭先生”。特別在這收監初期,他常常在夜裡也還要經受無休止的批鬥。在那段時間裡,他和葉篤正一樣,險些被逼上絕路。每天他有五次出去“放風”的機會,每次出去都有“警衛人員”“保衛”著他的安全——兩次是去倒馬桶,三次是到食堂打飯回來吃,五次放風時間還不足一個小時,可見對他是多麼“仁慈”。他每天至少有23個小時得在那間暗室裡,一個人面對著那15w的燈泡 —— 唯一給他亮光的好夥伴。他在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渡過了那近9個月的漫長時間。放出來時,慢慢走路兩條腿都要發軟,自行車更沒法騎了。
 
梁碧強被放出來不久,在廠領導的一再要求下,又開始走上技術領導崗位。他被委任技術科科長;又抓中心實驗室的建設兼任實驗室主任;又當科研室主任,成功研製國家軍工急需的特種鋼絲;後來又當計畫科科長,統籌規劃廠裡的技術生產和銷售,直至他1986年下海創業,指導南方幾個鋼廠發展各種鋼絲生產,繼續為我國各種鋼絲的發展做出貢獻。 

本節結束語: 
縱觀捲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回國潮”中知識份子的命運,我們似乎看到了在政治鬥爭中,中國知識份子歷來的命運規律:一方面,統治者需要利用知識份子的智慧,來為其政權的發展服務。當這一服務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符合人民利益時,知識份子便會義無反顧、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這時,統治者對知識份子自然是十分歡迎和支持的,這一時期便是他們合作的蜜月期,是知識份子最幸福的日子;而另一方面,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精神和智慧,使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洞察到統治者存在的各種弊病,中國知識份子傳統中具有的強烈憂國憂民意識,使他們不由自主地就要對這些弊病進行毫不留情的抨擊。這時,統治者自然就會害怕知識份子,並且一旦擔心他們的思想會影響到自己的統治時,便要採取斷然措施來封住知識份子的嘴巴。倘若他們還不肯就範,就會毫不留情地將他們推向萬丈深淵,知識份子就要陷入他們的最痛苦時期。從古代的“焚書坑儒”,到近代的“七君子事件”和李公朴、聞一多的相續遭遇暗殺,又到“反右派鬥爭”,都服從這麼一個規律。中國的知識份子似乎就註定了要走這麼一條命運道路:既要為了國家和人民奉獻自己的一切,有時又要為了國家和人民承受無端的打擊和痛苦。在《知識份子應該幹什麼 —— 一部關乎命運的爭鳴錄》(時事出版社出版)一書中,編者祝勇在“序”中,最後喊出了一句很沉重的感歎:“身為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們痛苦,同時,我們驕傲。”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即使是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甚至是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之後,仍然是無怨無悔地繼續為國家,為人民奉獻他們的一切。
 
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脊樑”的一類人,正因為有了他們,中國必將強盛! 

三 我們反思 
3.1 關於反思 
要做好反思,我想到三個相關問題,是不能回避的:一是人生價值取向;二是平和的心態;三是歷史的觀點。所以先說說自己對這三個問題的看法。 

a 反思與人生價值取向 
(1)每個人在進行反思時,必然都是從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出發。拿它作為一把尺子,去檢討過去發生的事情,來判斷其中的是非曲直,要肯定什麼,要吸取什麼教訓。這就必然得出:從不同人生價值取向(不同尺子)出發,就會有不同的反思思考(量出不同結果)。 
(2)以是問題轉到了:我們應該用怎樣的人生價值取向來反思?有一種價值觀常被稱為“普世價值觀”,既然是“普世”,自然就是大家都接受的,是否就可以以此為標準呢?但就我所知(自然還有我所不知的),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實際上是西方國家提出的價值觀,雖然他們自稱其為“普世”,實際並沒有經過聯合國大會各國的討論通過,成為大家所公認。我沒有查到“普世價值觀”全面、準確的內涵定義,常見到的是,當西方國家指責別國的human rights人權狀況時,就舉出它來作為衡量標準。而他們常常提到的,主要強調的是人的權利,尤其是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我不是搞“文史哲”的,所以也說不準確中華文化崇仰的價值觀是什麼。但對於應該怎樣做人,從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覺得它強調的,一是“禮儀廉恥”:禮——人際間和諧的行為規範;義——公平正義的人格;廉——廉潔奉公的品行;恥——是做人的底線知恥明羞。二是“忠孝仁愛”:忠——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孝——對父母的孝敬和奉養;仁——人與人之間的包容、寬容和仁慈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愛——對世間一切的博愛之心。若以此相對比,兩種價值觀所強調重點涇渭分明:前者強調個人應有的權利,我要索求和取得;而後者強調個人修身的必要,以提高自己的修養,盡到對社會應盡的責任。我認為西方的價值觀有其積極的一面,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和吸取;但是,我更崇仰中華文化價值觀,覺得思想境界比西方的要高。當然,我不認為西方人必須接受我們中華文化價值觀;同樣,我也不承認他們的價值觀是“普世”的,我們必須全盤照搬接受。世界上還有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 等等,都可以有他們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既然西方的價值觀是崇仰個人的權利,強調個人思想的自由,他們就不應該將自己的價值觀就稱著是“普世”的。他們也應該尊重各種文化有自己不同的價值取向。再看美國人按照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允許個人有隨便擁有槍支的自由,我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們是不會願意接受的,因為在美國頻頻發生的校園槍擊案就證明了:過分強調個人自由,又會給社會造成危害。
 
(3)我覺得,在不危害社會,不侵害他人前提下,怎樣的人生價值取向都應該相互包容,應該允許各人有選擇自己人生價值取向的權利。由此就得出:由於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人生價值觀,自然就會得出不同的反思的思考。由此得出:反思不應該設立一個標準答案。也就是說,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思思考,不同的思考也應該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學習。 

b 反思需要在平和的心態下進行 
有一句古訓:“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我覺得很有哲理。在我們分析問題時,首先需要淡泊名利。因為個人得失考慮多了,很容易帶上偏見,從而影響到分析問題的準確性;同樣在我們分析問題時,還需要寧靜心緒。任何浮躁和激動,都容易造成目光短淺、感情用事,分析問題時就會不夠仔細,就容易看得不夠全面,看得不夠深刻。雖然我們有些同學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對待,經受過很大的痛苦,我們對此十分憤慨。但在反思時,為了更加全面地看問題,找出問題的實質所在,我們要拋開情緒的激動,寧靜自己的心緒,以平和的心態去分析問題。例如,李錦和老師和梁碧強同學無故被懷疑成特務、裡通外國,吃盡了苦頭,我們聽了都很氣憤。可在反思時,我們不能由此就得出:華僑回國後受到歧視,被懷疑是特務,一說印尼話就會被懷疑是裡通外國等等。因為要看到:像他們這樣的情況畢竟還屬少數;事情的發生,還主要是在文革期間。在文革之前和以後,他們都是還得到信任;文革期間所發生的極左做法,是對所有的人,不是只針對歸僑。同時,即便是在文革期間,也不是完全無法無天,一點理都不能講。舉兩個我自己的例子:即使是在我成了階級敵人嫌疑(沒有被揪出來),宿舍被抄,被停職檢查,被貼大字報,還被批鬥過一次的這段時間裡,我還正常和印尼的姐姐通信。有次傳達室老大爺偷偷告訴我,姐姐有來信,給革委會主任收去了。我就找她評理,她最後還是將信還了給我。另一個例子,在我下放勞動期間,為了申請房子,我和廠黨委副書記針鋒相對地直接頂撞。當他教訓我說:“你要相信黨的政策”時,我豪不客氣地回敬他說:“党的政策我從來不懷疑。但是,你要我相信所有的幹部都在執行黨的政策,除非我是傻瓜,而我現在還不是傻瓜。”事後,我並沒有為此受到什麼為難。後來,我給周總理去信,向他提出申訴。信發出去後不到三個星期,房管所的幹部來家裡拜訪我(兩年來我親自去找他,他還不理睬我),當場答應給我比我當初要求條件還要好得多的房子(帶有煤氣和衛生條件——1972年在上海有這樣條件的房子還很少)。我自身的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包括和專政機構的派出所的爭執。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們受到了不公和痛苦,但在反思時,心態還需要平和,要冷靜,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畢竟反思的目的不是為了發洩,更不是為了復仇。 

c 反思時,要從歷史的角度考慮問題 
我還覺得,在反思“回國潮”時,我們應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來評價一些事情的發生;而不是以又經歷了很多事情後的今天的認識,去評價當年人們所做的事情。 

3.2 我對反思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下面對我聽到的反思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說說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換。 
a.“回國潮”形成的主要是受中國使領館的宣傳影響 
我的看法是:確實使領館對華僑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但覺得“回國潮”最根本的還是我們內因決定的。這就是,國內外大多數的中國人,當時都對國民政府完全喪失了信心;而華僑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們對新中國寄予極大的希望。(如我在《我們驕傲,我們自豪》一文中所認為的) 

下面事例是否可以進一步說明上述情況: 
1 國民政府在條件優越得多的情況下,還輸給共產黨,說明了:她當時已失去了民心;
 
2 從抗日戰爭初期到抗戰勝利後爆發國共內戰時期,連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的很多民主黨派、知識份子都傾向了共產黨。從“西安事變”、“七君子事件”和李公朴、聞一多相續被暗殺等,直到解放前夕各民主黨派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都說明了人心所向已轉向共產黨,嚮往新中國; 

3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歐美國家中沒有新中國的使領館,照樣有約一半的留學生(包括許多已經知名的科學家),和我們一樣滿腔熱情地拋棄更加富裕的生活和優越的工作條件回國; 

4 我爸爸1952年就去世了;他整天忙於生計,是僑界的草根階層,沒有什麼地位,使領館沒有和他有什麼接觸;當時也沒有開過什麼“家長會”聽老師的宣傳,但他對新中國的傾向性十分強烈。舉兩個例子:一,當自強小學被傾向國民黨董事所控制時,他就讓我退學,轉學到傾向新中國的新華學校;二,他工資低,下班後還要沖洗照片以聊補生計,但拒絕到待遇很好的美國新聞處工作,就為了當時美國和新中國打仗。這些都不是在中國使領館的影響下做出的決定。 

b. 老師片面宣傳新中國 
我覺得巴中的老師和我爸爸一樣,思想上只是非常熱愛祖國,對新中國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們對政治鬥爭不一定有多少認識,對新中國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詳細的瞭解。至於後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更沒有人會預見到,包括毛澤東在內。我們不能要求巴中老師當時就應該具有我們今天的認識,並向我們介紹清楚。而且,我高一進巴中,我努力回憶到畢業的三年中,在上什麼課的時候,有那一位老師有特別宣傳過新中國,可總是回憶不起來。也沒有印象學校開過大會介紹新中國或動員我們回國。印象深的是每年的國慶活動,那是搞得十分熱鬧,受到很大的愛國主義教育。但我覺得這不能說是片面介紹新中國。

就我自己而言(每個同學的情況會有不同),我覺得,老師只是和我父母一樣,對我灌輸了愛國主義思想和奉獻社會的中華文化人生價值觀。對此,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而回國,是我自己的選擇,母親的支持,沒有哪位老師動員過我。回國後遭遇的不公,與老師、父母對我的教育無關。 

c. 巴中的辦學目標是“為祖國培養健設人才” 。它全盤照搬當時內地的教科書,與僑居地,世界脫軌……沒有注重于讓學生學到在當地謀生的本領,或者到除大陸以外的國家求學。
 
我不這麼看。我覺得:一,除了政治傾向不同外,巴中的教學課程與其它地區、國家的中學教學課程不會有多大區別(如,除了講近代史會有政治傾向性,數理化等非政治課程,僅有程度深淺的不同;另外,巴中用的是什麼地方出版的教材,我沒有印象,但從當時印尼政府對華僑學校教材需要審查批准的情況,用內地教科書似乎不太可能);二,巴中是一所普通中學,不是職業學校,對於畢業後要直接上大學的同學比較適合;若要直接在社會上找工作,不論是留在印尼,還是回到中國,都需要學習一些職業技能。這是兩種不同類型中等教育的區別,不是只考慮回國而不考慮在當地謀生的問題;三,對於要留學歐美國家的同學,對該國語言的掌握自然要求更高,巴中不可能做到能滿足這樣高的要求。但在數理化方面,巴中的程度絕對不會差!至於巴中的政治傾向性,我們入學前就應該很清楚,那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d. 對回國後不能奉養父母,沒有盡到對父母的孝敬的看法 
對父母的“孝”,是中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對於回國後就沒有盡到對父母的孝敬的問題,我的看法是:
一,接受過中華文化的人,我想都不會忘記“岳母刺字”這一經典的、家喻戶曉的“忠孝”故事。自古忠孝難以兩全,嶽飛懷有報國忠義之心,卻又掛著老母膝下無人盡孝。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岳母深明大義,在嶽飛背上刺上“精忠報國”四字,鼓勵兒子以保家衛國為重,不要牽掛自己。後人把“精忠報國”視作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岳母成為中華母親的典範;岳飛成為中華青少年的楷模,他們以《滿江紅》中的“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激勵著自己,奮發圖強。當忠孝不能雙全時,是將忠擺在首位,還是孝擺在首位,我想都無可非議,無可指責。當然,當把忠擺在首位時,要盡最大努力對父母做好妥善安排;而把孝擺在首位時,也不能危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我覺得中華文化中“孝”的涵義,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奉養,同樣重視思想和精神層面上父母心意和願望。尤其是在父母膝下已有人能盡孝侍奉的情況下,父母更加需要的,恐怕還是精神上得到更多的安慰和滿足。就我自己來說,我十分感激姐姐,她當時也很想回國,但為了奉養母親,她(子女中最大的)做出犧牲,留在印尼獨自承擔了對母親的奉養,讓我們兄弟三人安心回國。而我如何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呢?我想的是:要更加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是父母對我的願望。我要做到讓父母對我滿意,為我感到驕傲,就是我對父母最好的報答,我便可以感到心安。我想絕大多數同學都是這樣做的。如果說還有遺憾,那就是直到媽媽去世,我們都沒有機會能再見到一面。雖然分離時就做好了這樣的思想準備,又事隔了半個世紀,但每當想起這件事,總還會感到深深的心痛。我的書房裡有一個大書櫥,正中央最上層的一隔,擺放著爸爸、媽媽的合影照片。當我對一件事情的處理感到困惑或為難時,就會看著這張照片,徵求他們的意見。從他們注視我的眼神裡,我會感悟到他們對我的希望,便知道了自己應該怎樣去處理。雖然如今我自己也已經七十一歲了,但在他們面前,我仍然是個兒子,我仍然要聽他們的話,照著讓他們感到滿意的方式去做事,讓他們在九泉之下還一直為我高興。這是我對孝的理解。 

d. 留在國內的同學後悔影響了子女出國深造機會 
聽到說留在國內的同學感到後悔,影響了子女出國深造機會,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在我所接觸的在國內的巴中同學中,還沒有聽說誰有這種情況。我所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有些同學的子女就在國外;有的自己也因此跟著移居了國外,和子女住在一起;有的子女出國深造後,又回國創業(或是國外公司派回來工作);有的子女有條件也不原意移居國外(如我家老二)。文革結束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就連沒有任何海外關係的青年都可以自由出國深造,更沒有對歸僑子女的任何限制。當然,能不能出國深造,還要看各個家庭的具體經濟條件,以及子女自己的意願和能力情況。而這種情況在印尼,在香港都一樣。 

3.3 我對回國,以及後來發生事情的思考 
a. 不論回國後的命運如何,我們回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不懷疑熱愛祖國思想的正確性;不懷疑樹立奉獻祖國、奉獻人民的人生價值觀的正確性。我沒有改變當初的這些思想,自然我也不會懷疑,基於這一思想所做出的回國選擇。 

我沒有受騙 —— 老師培養我熱愛祖國和奉獻社會的精神沒有錯;至於國內的政治形勢會如何變化,我回國後會遭遇怎樣的不公,和老師的教育無關。 

回國不是幼稚行為 —— 放棄富裕物質生活條件,心甘情願地回國接受艱苦得多的生活環境,是因為自己把祖國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作為人生理想,這不能說是幼稚的行為。許多已經很著名的科學家,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難道他們也幼稚嗎? 

問題不在回國 —— 我們有些人遭遇了不公,受到了傷害,原因不是回國本身的過錯。 

b. 我們為我們回國以來的表現感到驕傲 
我在《我們驕傲,我們痛苦,我們反思(2):我們驕傲》一文中,以上海48位巴中同學和59屆2班國內14位巴中同學的統計資料中得出:幾乎所有回國同學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培養,畢業後都成了技術人才;其中具有高級技術職稱者占到70%以上,相當比例的人(59屆2班同學中占到64.3%)成為各單位或部門的技術領導人;有些人還享受國務院為表彰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有突出貢獻專家頒發的特殊津貼。
 
對於後來又移居香港的同學,出去之前和現在仍然留在國內的同學完全一樣,也幾乎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培養,成為各個領域的人才;只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們不得不移居香港,在那裡又從頭開始,艱苦創業。在為香港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只要有機會,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繼續為內陸的發展做出貢獻。他們在為祖國建設做出貢獻時,常常還比留在國內的同學付出得更多。
 
在國家百業待興,人才匱乏的50年代裡,巴中向國家輸送了相當數量的中、高級技術人才的後備軍;我們當初回國,就是要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我們實現了我們的理想和願望,而且做得還相當出色。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為我們回國以來的表現感到驕傲! 

c. 我們應該從痛苦中吸取什麼教訓? 
我在《我們驕傲,我們痛苦,我們反思(3):我們痛苦》一文中,舉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回國知識份子,尤其在“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不公和遭受到的很大傷害的例子。 

我想,作為受害者,在對回國以來經歷的反思時,得到的教訓不應該是我們當初回國是一種很幼稚的衝動(3.3/a、b已足以說明)。痛苦的發生,原因不在於我們的幼稚,而是極左思想的作用,以及對知識份子認識和政策上的錯誤。我不是搞社會科學的,我僅覺得知識份子是一個非常獨特,而又極其重要的群體,他們對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起到特殊、巨大的作用,社會的發展十分需要知識份子的聰明才智。為了最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根據知識份子腦力勞動的特點,必須給予他們最寬鬆的思想環境,如: 
1 要鼓勵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因為有了獨立思考才會有創新思想; 
2 要支持知識份子提出疑問,因為發現問題是事物發展的出發點; 
3 要讓知識份子暢所欲言,因為能聽到更多的從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認識,才能避免犯“瞎子摸象”的錯誤,決策就會更加全面,更能確保不犯錯誤,少犯錯誤,至少可以避免犯大錯誤。 

從我們的痛苦中,我覺得,得到的深刻教訓應該是:必須徹底清除極左思想;必須對知識份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一個開明的政策。過去似乎註定了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既要為了國家和人民奉獻自己的一切,有時又要為了國家和人民承受無端的打擊和痛苦的命運,現在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了,絕不能讓中國的知識份子再走這麼一條命運道路。 

 (本文是《我們驕傲,我們痛苦,我們反思》的最後一部分,全文到此結束。原計劃隔一周貼出,因為有一些事情,耽擱到近三周。在此向大家深表歉意。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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