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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黔城之秋

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9-22 21:29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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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黔城之秋


  1960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潇潇洒洒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1000盾、500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

  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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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四期

贵阳:印尼来的侨联主席

  2019年12月16日,一名七旬老人,在贵州省水利学校宿舍闲庭信步。

  老人头发花白,五官明显有福建人、印尼人的特点。不过,老人一开口,是纯正的贵阳腔,让人猜不出他的籍贯。

  老人名叫林南生,身上有一半福建血统,一半印尼血统,他在贵阳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光阴……


讲述人:林南生,77岁,曾任贵阳市侨联主席、贵州省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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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的林南生

生在雅加达,根在中国

  1960年7月23日下午5点,我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为“美上美号”的挪威轮船,和900多名同学一起,离开印尼,向着祖国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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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上美”号轮船



  离开第二故乡印尼,大家心情复杂。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会不受欺侮。

  1942年2月14日,我在雅加达出生。我的父亲,老家在福建永春县,这是泉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老家发表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父亲无处躲避,选择下南洋。

  父亲一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定居,靠做咸鱼干为生。印尼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父亲做的咸鱼干,一是给人们当干粮,二是弥补出汗流失的盐分,是当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亲经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光顾的客人中,很多都是华侨,正是在这种往来中,他认识一名有着一半印尼血统的华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父亲一直和我们讲国语或者闽南话,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常看见父亲,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门口,望着北方发呆。我读懂了父亲的神情和心思,因为北方,是永春,是福建,是中国。

  得益于在老家教书时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生活习俗,尤其是泉州的庙会、传统的古乐南音、地方传统戏剧高甲戏等。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讲解中,这些故乡的文化符号,在父亲的乡愁讲述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记忆中,不断加深印象。

  我读小学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亲为我选择雅加达华侨学校。这所学校,倾向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学校规定,在校内只能讲国语,不讲印尼话。但是,学校的教育内容并非保守,除了语文、数学之外,也开设印尼语和英文,让学生适应在当地发展。

  从小学到高中,华侨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们讲述祖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1955年10月,钱学森历尽周折,花了6年时间,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消息传到华侨学校,我们听老师说,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想回国,却屡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回国受阻的钱学森,一个月瘦了30斤,还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岛上拘留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金的保释金,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直到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钱学森的所有材料,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老师的讲述中,为我们树立了方向。不止是我,还有不少同学表示,高中毕业,要回祖国高考,在祖国读大学,在祖国工作。如果不是出现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华侨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毕业后,再回祖国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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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6日,邓小平接见林南生(左五)等归国华侨

“美上美号”轮船,驶向祖国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出台“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是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在雅加达,我就看见当地的军警宪兵,用刺刀押着华侨,说他们违反了“总统10号令”,把这些华侨撵到一个难民集中营关押。

  “总统10号令”,造成50余万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决定迅速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的华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

  在雅加达,华侨们自发成立“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华侨学校建立接待点,利用学校的礼堂、教室、操场,接待华侨。我所就读的高中,也叫“巴中”。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荷兰曾经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当地华侨称其为巴城,我就读的华校就叫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巴中”,学生们都是志愿者,还成立了纠察队,就是在特殊时期,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等待中国政府把华侨接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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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林南生“巴中”的成绩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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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生“巴中”的物理实验本



  思念祖国,思念从未到过的家乡。这股思乡情绪,在学生中不断蔓延,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就成立了“回国同学会”,由了解祖国情况的老师或是同学,给大家讲解祖国发展的情况,以及怎样办理回国护照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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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生雅加达的身份证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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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生的回国同学会会员证



  中国政府租用的这些国外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条件,有的国外船员在工作上不积极配合。为了方便接侨,也借此时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国家决心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船队,从接侨费中拨出2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公司从希腊轮船公司买进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名为“斯拉贝”的轮船,曾是风光一时的邮轮,1959年停航报废。中方从1960年7月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这艘轮船进行修理,使其达到可以运行的条件。这艘修好后远航的轮船,命名为“光华轮”,寓意为“光我中华”。

  1961年4月28日,“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前往印尼接运侨民,这也是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轮船。面对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国民党军舰侵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采取特殊保护,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这些,都显现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关爱。

  我和妹妹,还有同学们乘船离开雅加达的时候,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丹绒不碌港口送别。船上、岸边,离别的情绪相互感染,大家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为了控制伤感的场面,我灵机一动,用中文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引起共鸣,同学们都唱起来,泪水止住,变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罢,我又唱起《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两首歌,都是在“巴中”读书时,华侨老师从中文书籍中看到,教会我们唱的歌曲。



看了宣传片,选择到贵州


  在苍茫的大海上,“美上美号”轮船航行7天7夜,抵达广州黄埔港。早有准备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广州石牌,修整了10来天。那段时间,归国华侨集中,祖国按照自愿和分配的原则,把华侨们分别输送到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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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23日,摄于“美上美”号轮船的华侨


  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装着“巴中”的华侨同学们互相赠送的一寸黑白纪念照片,照片的背后,除了写着照片主人和受赠人的名字,主题词全部是“祖国见”。“祖国见”三个字,蕴含着印尼的侨生盼望着在祖国求学和生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美好愿望。在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10来天时间,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来会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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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同学廖世承在1960年7月9日赠给林南生的照片,
后面写着“祖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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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同学黎航在1960年6月3日赠给林南生的照片,
后面写着“祖国见”


  隔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5名工作人员,来到石牌的学校。这时,我们知道,由于回国的华侨太多,好多省份安置华侨的名额满了,国务院把贵州增加为安置华侨的省份。贵州的工作人员很会做形象宣传,除了带贵州的风景图片,摆在学校展示,还专门带来一部讲述贵州的电影纪录片。在影片中,我记住了风景秀丽的花溪。其实,早在“巴中”读书时,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贵州,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工作人员每天运用电影、图片,充满感情色彩地宣传贵州。他们说起贵阳最好的寄宿制中学,是贵阳六中,为了欢迎我们这批侨生,原本寄宿的贵阳籍学生纷纷回家,专门为我们腾出寝室。并且,贵州有17所大学,可供我们高考后选择。面对贵州的盛情邀请,我和同学们聊起,当初想回祖国高考、读书,就是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青春来报效祖国。所以,大家没有太多的犹豫,569个侨生,异口同声选择去艰苦的贵州扎根。

  历经3天3夜,我们坐着专列,在1960年10月来到贵州,在贵阳落脚。初来乍到,我们对贵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气——贵阳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丝丝凉意,清冷的风掠过皮肤,让我们感受到惬意,这和雅加达一年只有一个夏季的气候不同,让我们对贵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国内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各种物资都很奇缺。不过,贵州省政府很为我们着想,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在贵阳六中的食堂有肉吃,这对外界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雅加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冲凉。贵州省政府拨出专款,改造贵阳六中的洗澡间,让我们上百名学生都能够冲凉洗澡。不过,贵阳的天气比雅加达的气温低了许多,不用每天两次冲凉,但是,通过改造洗澡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贵州省政府,对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贵阳,啥都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解手。我们在印尼解大手,先要把裤子脱下来,挂在墙上,方便完毕,左手提着蹲位旁边的水龙头冲屁股。所以,在东南亚国家,是不能伸出左手与人握手的,否则,别人会认为用冲屁股的左手伸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事。到了贵阳,我们学会用纸揩屁股。

  就在我来到贵阳的三个月后,父亲在雅加达经营的咸鱼铺,也因时局动荡,华侨纷纷回到祖国,难以为继,最后关门谢客。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乘坐祖国租来的俄罗斯轮船,在1960年11月,来到湛江,在当地一个叫“奋勇华侨农场”,定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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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0日,林南生在贵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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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贵阳街头风景线


  1960年离开印尼,来到贵阳读书,再到1974年离开贵阳,青春年华中的宝贵14年,成为刘明镜日后在香港,常常忆起的片段。

  刘明镜在贵阳六中完成高中学业,考进贵州工学院读大学,后来分配到贵阳钢厂工作。这些人生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充满了贵阳烙印。

  虽说到了香港,刘明镜仍然关心贵州的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他还引进新加坡美亚集团,到贵阳投资。

讲述人:刘明镜,81岁,香港贵州联谊会副会长,1960年至1974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1960年7月23日下午5点,我和林南生、郭建生等侨生一起,乘坐“美上美号”轮船,回到祖国,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又来到贵州。

  这一年,我21岁,是这批归国华侨学生团的团长。

  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省情介绍,吸引了我们,我们来到贵州后,教育部门按照我们的学习情况、特长爱好,除了把适龄学生送到贵阳六中读高中以外,还根据侨生的学历情况,把学生送到贵阳卫校、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等院校读书。

  离开雅加达时,我们知道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加上父母怕我们在国内,第一次离开他们照顾不好自己,专门给我们买了宽1.6米、高1米的藤包箱。这种箱子的特点是体内容积大,父母把奶粉、咖啡、奶糖、牛油等国内紧缺的物资,塞满在藤包箱里。当我们在学校里,用滚烫的热水把奶粉、咖啡冲成浓浓的液态,一口喝下的满足感,成为不少贵阳学生啧啧羡慕的对象。

  确实,一些在雅加达家境殷实的侨生,离开印尼的时候,把在当地买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用两块夹板固定住,包裹捆绑好后,随船托运,最后一直带到贵阳。当时,贵阳街头的大都是“二八”加重单车,和线条优美、外观轻巧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二八”加重单车的外形笨重、线条粗鲁,缺乏时尚感。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太多,贵阳六中专门腾出教室,堆放我们带回国的各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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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枪自行车,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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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刘明镜(右)与郭建生在香港


  1960年10月的贵阳,有一道风景线:穿着花衬衣、牛仔裤,脸上架着蛤蟆镜,大包头的华侨学生,骑着“三枪”牌助力单车,风一般冲出贵阳六中大门,在北京路朝着黔灵山的方向拐弯时,潇洒地拐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见状,路上的行人指指点点:“华侨的生活就是不一样!”随后的30年里,贵阳人只要看见穿花衬衣、戴墨镜的人,就爱说:“华侨来了!”这句戏谑的话在贵阳,成了一句赞扬生活高质量的褒义词。

  华生带到贵阳的不仅有单车,缝纫机也被他们带来。这些洋气的生活物资,在贵阳罕见,也成为贵阳市民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

  现在,北京路上贵州省政协的位置,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华侨商店,专门向华侨供应市面上没有的牛奶、白糖等物资。父母寄来的现金,我们把它兑换成侨汇券后,就可以在华侨商店购物。这些便利,都是国家对华侨的照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图文转贴自:
「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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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续 



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9-22 08:56 編輯

60年前黔城之秋(续)

在贵阳六中的学生岁月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这里也是香港贵州联谊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昔日在贵阳求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在这里,聊起贵阳往事。

  兴致聊起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郭建生,就会喊上夫人,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5个半小时后,他们就抵达贵阳,重温记忆中“印尼侨生在贵阳”的篇章。

讲述人:郭建生,76岁,中银香港集团退休,1960年至1973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印尼华侨在上世纪,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份贡献,是印尼华侨靠自己吃苦耐劳,一个钢镚、一个钢镚地积攒起来。钢镚里面,浸润着印尼华侨的智慧,还有血泪。

  就拿我的父亲来说,他的老家在广东大埔县。上世纪30年代,大埔县很穷,日子难以为继,不少人下南洋谋生。几年后,日子过得好的人回到县里、村里,告诉老乡们自己谋生的情况,动员老乡们和自己一起外出,靠双手和智慧求生。

  1938年春天,穷得只穿了一件破背心、一条旧短裤的父亲,跟着我的大伯父,漂洋过海到雅加达,做起大米生意。父亲脑筋活络,为人豁达,天不亮就起床,去向农民收购大米,然后运回雅加达,向人们出售。父亲的大米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只花了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家也因此在雅加达成为中产家庭。

  华侨在印尼,以勤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华侨们也抱团求生存。我的伯父倡导华侨们,成立“雅加达华侨总会”,他被选举为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在雅加达为华侨奔波办事、维护权益的事迹,引起中央政府关注,1956年国庆节,伯父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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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郭建生(左站者)离开雅加达前,
与父母,叔叔,堂弟合影



  1960年7月23日,我和刘明镜、林南生同船离开印尼。

  刘明镜告诉我,他居住在印尼峇眼市,他的祖籍是福建晋江市。刘明镜的父亲,多年前来到苏门答腊岛,靠自己划渔船,出海捕捞,积累资本后,开了一家渔行。刘明镜的父亲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刻关心祖国发展,他经常与中国驻峇眼市的领事联系,从领事那里知道祖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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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美上美”号返回祖国的侨民



  华侨在印尼的平静生活,都因1959年11月的“总统10号令”而被打破。

  离开印尼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码头,我的藤包箱里,塞满了他和母亲为我买的牛肉、猪肉罐头。父亲说,他们打听到,祖国这几年正是困难时期,我们回国后,不能在生活上给国家添麻烦。我挎着照相机,戴着手表,推着单车,登上“美上美号”轮船回国。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年后的1961年,父亲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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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一次印尼撤侨的“芝利华”轮,
因其白色涂装被亲切地称为“白渡船”。


两地教材相似

  在贵阳六中,我继续进行初三课程的学习。起初,我们担心国内的教材和印尼的不一样,会不会学不懂?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多余。

  林南生读高三,他看了教材,数学、物理、化学所教的内容,和印尼华侨中学的差不多,历史、地理也大致相同。只是印尼华侨中学没有政治课,印尼华侨中学类似的课程叫《公民课》,讲的是中国公民如何培养道德情操的课程。《公民课》专门图文并茂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林南生喜好读书,他在雅加达买的教辅书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的,华侨中学也是参照国内教材进行课程设置,我们来到贵阳,教学内容大多衔接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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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尼接见当地华侨称:
“欢迎你们回娘家看一看。”



  林南生回忆,中印关系处在蜜月期时,《毛泽东选集》在雅加达书店的橱窗里,展览并出售。

  林南生所在的高三(5)班,被大家戏称为“和尚班”——全是男生。印尼华侨来到“和尚班”后,贵阳六中专门从其它班级调配了一些女同学来,让男女同学混合在一起上课。

  林南生学习很厉害,属于学霸型。1961年参加高考前,他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贵州工学院。班主任看了他的填报志愿后劝他,还是填贵阳师范学院,今后可以教育报国、报效贵州。林南生听了班主任的劝告,改填贵阳师范学院,被该院物理系录取。

  林南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三中担任物理老师,1982年当了三中的副校长。3年后,贵阳市筹备侨联,调林南生去工作,后来,他当了贵阳市首任侨联主席。



要求与贵阳学生同甘苦

  我们在贵阳六中读书,吃饭不要钱,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三楼,每顿饭四菜一汤,伙食安逸。不过,刘明镜在一周后发现了华侨学生和贵阳学生之间的“秘密”。

  21岁的刘明镜,在贵阳六中读高二,这是因为他在10多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做鱼行的生意,后来才重返学校读书。这种情况在印尼常见,只是到了国内成为稀罕事。正是刘明镜成熟,能够在侨生中领头。

  吃中午饭时,刘明镜在一楼,看见贵阳学生端着一碗饭,菜就是一碗透明透亮的“玻璃汤”,他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在三楼吃着四菜一汤的饭菜,全然不知道贵阳学生的伙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酸楚。刘明镜说,祖国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贵州省政府怕亏待了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我们有特殊照顾,这份情谊,我们心领了,不过,我们应该和贵阳学生吃一样的饭菜,不能搞特殊化。

  心潮澎湃的刘明镜,在宿舍里铺开白纸,举起毛笔,写起倡议书,号召华侨学生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贵阳学生喝“玻璃汤”,这是华侨学生报效祖国的第一步。

  刘明镜文采飞扬的倡议书,贴在校园里,引起共鸣。学校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吃四菜一汤,我们没有动摇,坚持要和贵阳学生享受一样的待遇。学校看到我们对承诺坚若磐石,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思减了菜肴。

  其实,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有大量的牛肉、猪肉罐头,我们舀起米饭,打开罐头,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大餐。这些物资,贵阳学生享受不到,我们遇到关系较好的贵阳学生,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牛肉、猪肉罐头,用贵阳话讲,这是“不吃独食”。



篮球影响的人生

  贵阳六中的操场,是侨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贵阳学生说,他们每天吃不了啥营养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猪肉罐头的侨生,还蹦得起、跳得起。确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少贵阳学生得了浮肿病,难以进行剧烈运动。我们在印尼就酷爱篮球运动,不少侨生都打得一手好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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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郭建生(左三)与巴城中学篮球队队友合影



  1963年暑假,我和谢贤国等同学,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参加全省青年篮球锦标赛。这场比赛的决赛,在安顺市举行。我们的冠军争霸赛,对手是毕节地区青年篮球队。毕节队也是一支劲旅,在球场上如猛虎扑食,与我们“撕咬”在一起,比分步步紧逼,难分高下。

  比赛到最后三分钟,我们输了两分球,比分落后两分。现场的观众,留下一片唏嘘声,纷纷离席而去。观众认为胜局已定,没有悬念。关键时刻,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我们队一个远距离投篮,得了三分,赢得宝贵的一分。不少走出去的观众,听到是贵阳队获得冠军,均觉纳闷,不明白何时冠军发生了转换。

  球技高超的毕节队,在赛后被邀请到贵阳,和我们在第五球场(中华中路人民剧场旁边)打了一场友谊赛。

  后来,我又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在都匀进行冠亚军决赛时,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我的文化课不是太好,却因为我的篮球打得好,1965年考大学时,提前被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贵阳二中教体育,学校让我在学生中组建篮球队。晚上,我就去报名参加篮球队的学生中家访,征求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参加篮球队的意见,一定要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才能吸纳他们参加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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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郭建生贵阳二中宿舍自弹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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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郭建生(右)与贵阳二中同事齐国钧、顾建恭老师合影

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1973年,中国对华侨出台政策:来去自由。意思是,愿意出国的,国家予以提供方便。

  贵阳市体委的书记李成炎找到我,和我聊起是否回印尼的话题。在平常的工作接触中,李成炎比较了解我。我也对他说到,自从父亲去世后,12年的时间里,我家在印尼的米行,生意大不如前,母亲一个人在印尼,也需要人照顾。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李成炎说,既然国家有政策,你也可以回印尼。李成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到分量,如雷贯耳,影响了我今后到工作、生活。

  1973年夏天,我离开贵阳,没有选择回到印尼,而是选择去香港。我认为,香港至少是中国到领土,迟早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到怀抱。我到香港后,恰逢汉华学校在招老师,我前往应聘。

  汉华学校,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全日制中学,在1945年创校,中文科用普通话教授。我看中它的办学宗旨,是一所倾向内地的学校,就选择到这里教书。

  1979年,香港中南银行面向全港招人,我又去参加考试。中南银行由华侨黄奕柱创立,其创办宗旨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

  当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合作、在内地投资,都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我在面试中,以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得到中南银行考官青睐,当场录取我。

  后来,我和刘明镜等侨生,一起为贵州与香港对经贸往来,作出努力。1987年10月15日,在我和刘明镜等侨生的提议中,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块,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老侨生、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会员有1000多人。完成这些与贵州相关对工作,都是我们的贵州情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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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耄耋,笑谈如烟往事

  侨生在贵阳,得到政府部门诸多照顾,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

  血气方刚的侨生,和贵阳社会青年“下简称社青”,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成为轰动贵阳的一次群殴事件。

  如今,当年的侨生和社青,都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再次遇见,相逢一笑,往事如烟。

讲述人:和国正,71岁,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退休职工



侨生,贵阳学生羡慕的对象

  1960年10月,侨生到贵阳的消息传出,是件新鲜事,我还和同学结伴,专程跑到贵阳六中看侨生。

  来贵阳的侨生,大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安排到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住校就读;初中、高中生安排在贵阳六中住校就读;小学生安排在贵阳实验小学就读,食宿安排在六中,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一起居住,便于照顾。安置侨生的几所学校,从校舍到教学、师资力量,都是贵阳最好的。不管是大学、高中、小学,这些学校都在市区,彼此距离近,既便于有关部门集中管理,也便于华侨学生相互联络。

  走在贵阳六中的操场上,侨生大多戴着黄金、铂金项链、瑞士手表。尼卡照相机、全护链盒带加力挡的三枪自行车,就像今天的宝马、奔驰一样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侨生却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常事,他们早上冲奶粉吃面包饼干,晚上煮咖啡加方糖炼乳,这样的生活享受,今天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达到,但在当时,国内的高干子弟也享受不到这些东西。

  上课时,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侨生们还能听懂,老师用贵阳话讲课,他们就听不懂了。好在老师都非常有责任感,给这些侨生课外“开小灶”补习,讲授都够耐心、细致,并把老师专用的教学参考书借给他们看。因此,比较用功的侨生学习成绩提高也快。

  侨生的体育成绩,普遍较好,短跑、跳远、足球、羽毛球、篮球都是他们的强项。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贵阳师范学院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两个被我们喊作“大华侨”、“小华侨”的侨生,篮球打得漂亮。

  我在人民剧场旁边的第五球场,看过一场师院篮球队和蔬菜公司篮球队的友谊赛。那时,两个队都是贵阳市业余队的尖子,打得非常精彩。“大华侨”的位置是前卫,扣篮、中距离跳投、篮板球很厉害。他的个子高,灵活,而且弹跳力强,抢篮板球判断准确。“小华侨”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球场上的灵活,就成为他最大的优势。他的位置是接应,运球、过人技术、传球和速度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他的弹跳力也非常好,而且远投准确,对方防守稍有疏忽,球回到他手上,出手就得分。



拼车技埋下隐患

  侨生厉害的技术是骑单车。那不单纯是骑车,而是一种玩车的技巧。有一种技巧叫“浪车”。车对着人飞快驰来,眼看仅差“一颗米”就要将人撞倒,但骑车人龙头一拐,身子一偏, “嘶”的一声,前后轮就贴着眼看要被撞倒的人的鞋边擦过,眨眼化险为夷,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骑车者人车合一,身形一伏一起,轻盈如浪,所以叫“浪车”。这是那些华侨学生,喜欢对漂亮女生展示的一种技巧。但结果却并不讨好,往往使女孩子极为反感。内地的女孩,那时思想都保守,这类炫耀在她们看来,是“流氓行为”。

  侨生骑车结伴,郊游野餐,一路展示他们娴熟的车技和鲜亮的衣着。不过,他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是河滨公园的溜冰场和六广门体育场的足球场。那里宽阔的平地正是他们练习车技,展示本领的好地方。由于经常在这两个地方骑车,玩车技,就使他们和贵阳的社青有了接触。当时华侨学生和贵阳社青的矛盾,就是从互相比拼玩车开始的。

  华侨学生骑车玩车,社青一直敬而远之。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事先开会,对社青打过招呼:见了外国人,见了华侨,不要好奇围观,不要乱说话,要注意礼貌。社青只是远远观望,对侨生身上鲜艳的花格子衬衫,紧身西裤,漂亮尼龙袜,尖削亮皮鞋,外国名单车,流露出羡慕。那些喜欢模仿华侨的青年,把商店里作床单布卖的,红蓝花格子布买来做成衬衫,把裤管改小烫出“精神线”,头发留长,往后吹得蓬松,留下长长的鬓角,抹一层亮亮的凡土林冒充发油。

  社青展的车技,也让侨生长见识:一群衣衫破旧的贵阳青年,骑着几辆朽旧不堪的单车,把定车、提车、举车、围车,玩得干净利索。有个侨生骑单车,追过来问社青:“你们是马戏团的吗?”他看见这些社青腰间扎着绑带,在国外只有马戏团的才扎绑带。“不是,我们没有工作。”社青回答。

  一阵叽叽咕咕的印尼话后,侨生骑车到另一边玩车去了。他们模仿着社青的动作,定车、提车、举车、围车。有几个侨生真的很绝,为练习车技,他们也模仿社青骑的车,把车前后挡泥板下掉,弄成一部“光竿车”,只是护链盒和加力挡不下。因此,他们的车技进步很快,定车、围车、提车也开始像那么回事。



“六广门之战”

  1960年11月的一天下午5点,在六广门体育场,侨生一阵交流之后,有个侨生突然骑车飞来,对正在围车的一位社青说: “我和你围围?”他一边讲一边比划。“可以。”社青回答。于是分别上车相围。侨生和社青各站成半圆围成一个大圈,观赏二人竞较车技。第一回合,侨生坚持了一分钟,定车不稳单脚着地输了。第二回合,侨生成绩稍好也没有超过两分钟。第三回合,侨生的前轮撞了社青的后轮,还是输了。社青跳下车对侨生笑笑,说: “再练练。”意思是到此为止。

  侨生三败而不甘心,下车抓住对方车龙头:“再来,再来。”“好,最后一盘。”社青边说边偏身上车,兜了一小转,龙头一拐,左脚踩住前轮将车定住,等他来围。这在围车竞技上是友好的表示,就像下围棋让对手先。他的意思是告诉对方,我们就比比定车。侨生绕了一个小圈骑到对手身边,学着对方的架势也将车定住。坚持了一分多钟终于保持不住平衡,就放开刹车绕骑而去。

  社青以为比赛结束就跳下车来,那侨生大怒,转过车龙头,加速猛蹬,人车对直向社青冲去。只听“哐”一声响,两车两人倒在一处。侨生在上面,伸手就扇了社青一嘴巴,大叫: “你瞧不起我!”社青被打火了,左手一把封住对方领子,右手一直拳就照脸上打去,侨生顿时鼻子口来血。见状,侨生们叽咕几句印尼话,有两人飞身上车,直奔六中。

  六广门体育场距六中很近,不过几分钟,十几部单车飞奔而至。这些侨生跳下车,从裤袋里扯出备用的自行车链条,向社青乱抽。这一仗来得突然,社青手里没有家伙,被打得狼狈逃去。

  咽不下气的社青,决心报仇,他们在六中附近埋伏,“吊”侨学生的线,掌握对方的活动规律。过了几天,侨生见没有社青来寻衅,以为那批车手被打怕了,又结群骑车去六广门玩。熟料,车骑出校门不远,便被冲上来的社青围住。揪下车就一阵暴打,双方陷入混战。侨生也不示弱,扯起自行车链条乱抽。但侨生人数有限,一会儿便被打得四处逃窜。幸亏路边执勤的警察及时赶到,几声大吼,社青才散去。

  这是解放后,贵阳街头的第一次聚众斗殴,成为当时轰动全城的社青和侨生“六广门之战”。很快,参与打架的社青,全部被公安局带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编审 陈洁

图文转贴自:
「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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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生简介

日期:2013-03-19 09:03  来源:贵州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我,1942年2月14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祖籍福建永春。新中国成立之后,印尼华侨社会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称为“左派”,一派是效忠于国民党蒋帮集团称为“右派”。但凡华侨社团,学校、报纸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印尼著名的“左派”华侨学校—巴城中学(包括其附属小学)度过的。巴城实际上就是雅加达,在荷印时期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华侨都简称其为巴城。巴城中学的校训是“乐观、进取、合作、奉献”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巴城中学的学生都自称为“巴中生”,巴中生绝大多数都立志在高中毕业后回国深造,在巴中生的毕业照上或纪念册上都会写上“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有同学回国时,我们互赠照片留念时,在照片后都会写上“祖国见”三个字。特别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险阻回国的消息传到印尼时,我非常敬佩钱学森的所作所为,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回国后也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献力。1960年我念高二时,印尼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浊浪,为了尊严,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决定提前一年回国。

  1960年7月23日我登上了“美上美”轮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到祖国后,被安置在贵阳六中念高中三年级。

  196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取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1963年加入共青团、1965年毕业后在贵阳市花溪区湖潮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6月被分配在贵阳三中当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伙食团参加劳动,我学会了做饭、做馒头,炒大锅菜等活路,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我被批判过,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特嫌”,只是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面对种种责难我都泰然处之,我没有改变回国初衷。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祖国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了侨务政策,我得到了解放。从此,我积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教学中我备好每一堂课,堂堂有教案,连板书都经过精心设计,一看黑板,就会知道我这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教学生学习方法,我把多年来研究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曾经出现过几个班“抢”我给他们上课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贵阳晚报》、《贵州日报》、《贵州青年》都登载我的事迹。1979年5月4日我到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并推选为第六届全国青年委员,此后我还担任贵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及贵州省青年委员。

  1982年我参加了贵阳市侨联的筹建工作,大会所有文件都是出自我手,在市侨联成立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市侨联主席。

  1985年组织上调我到市侨联工作,一直到2002年退休前都是贵阳市侨联专职主席。在这期间,经过努力,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改变了贵阳市侨联的“三无”(无人员、无办公地点、无经费)的状况。为落实侨务政策、落实“侨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保侨界的和谐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动员归侨侨眷努力引进外资,为贵阳市经济建设服务,自己还积极联系海外人士及港澳人士捐资兴办“侨小学”及其它公益事业。积极促进各区侨联的成立、各厂矿企业侨联小组的成立,使贵阳市侨联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网络。在这期间我还积极学习有关侨务、对台工作的知识,先后获得了暨南大学《华侨学》函授班的结业证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问题”研究班结业证书;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培训班结业证书。我还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侨联第四、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82年至2002年我连续担任贵阳市第七、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农经民宗委委员、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这期间,我积极参加人大的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为贵阳市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教育问题、民生问题、农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还积极撰写有关论文等。

  退休后,担任贵州省侨联顾问、贵阳市侨联名誉主席、贵阳市对外科技交流协会理事长等职务。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乒乓球、羽毛球、吹口琴、唱歌、猜谜、诗词、对联、硬笔书法、数独、集邮等都来一点。退休后又学会摆弄电脑,上网,建博,写日志等。

转载自
《侨界人物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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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怨亦无悔

来源:海外网 2019-09-27 10:49

林南生


  我于1942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我的父亲林精治是福建永春县人氏,原在家乡小学教书,30年代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乡背井,飘泊海外,最后定居雅加达。父亲过世多年,回忆起父亲在印尼时对我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是一位很爱国、非常正直的中国人,从我懂事起,就经常给我讲家乡的风土人情, 什么“庙会”、“南音”、“高甲戏”等等,他教育我一定要学好中文,要求我们在家里用国语对话。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经常讲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教诲,使我从小就知道中国,了解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千千万万的华侨,因此五十年代初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掀起了回国的热潮。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印尼巴城中学(包括其附属小学)度过的。巴城实际上就是雅加达,在荷印时期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华侨都简称其为巴城。巴城中学的校训是“乐观、进取、合作、奉献”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巴城中学的学生都自称为“巴中生”,巴中生绝大多数都立志在高中毕业后回国深造,在巴中生的毕业照上或纪念册上都会写上“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有同学回国时,我们互赠照片留念时,在照片后都会写上“祖国见”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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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生的回国同学会会员证



  1955年我在爱国华校——巴城中学念初中,从报上看到了著名华侨科学家钱学森不在乎丰厚的报酬和优越的享受,也不怕侨居国政府的阻挠、恐吓、威协,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消息,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科技知识, 象钱学森那样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9年国庆10年时,我念高二,应邀参加了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举行的国庆酒会,李领事问我“高中毕业后要做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国上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印尼发生了大规模排华事件,我的心很不平静,为了尊严,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决定提前一年回国。有一天就向父亲提出回国的要求,父亲很高兴地同意了,接着就参加了“雅华回国同学会”,由“同学会”集体办理护照等手续。护照办下来之后,到印尼移民厅办理签证。我在一份“永不再返回印尼”的声明中,签字画押。7月23日我们九百多同学登上“美上美”轮,我们高唱“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等革命歌曲,告别了父母亲,告别了第二故乡,奔向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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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祖国后,被安置在贵阳六中念高中三年级。196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取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1963年加入共青团、1965年毕业后在贵阳市花溪区湖潮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6月被分配在贵阳三中当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伙食团参加劳动,我学会了做饭、做馒头,炒大锅菜等活路,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我被批判过,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特嫌”,只是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面对种种责难我都泰然处之,我没有改变回国初衷。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祖国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了侨务政策,我得到了解放。从此,我积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教学中我备好每一堂课,堂堂有教案,连板书都经过精心设计,一看黑板,就会知道我这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教学生学习方法,我把多年来研究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曾经出现过几个班“抢”我给他们上课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贵阳晚报》、《贵州日报》、《贵州青年》都登载我的事迹。1979年5月4日我到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并推选为第六届全国青年委员,此后我还担任贵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及贵州省青年委员。

  1982年我参加了贵阳市侨联的筹建工作,大会所有文件都是出自我手,在市侨联成立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市侨联主席。

  1985年组织上调我到市侨联工作,一直到2002年退休前都是贵阳市侨联专职主席。在这期间,经过努力,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改变了贵阳市侨联的 “三无”(无人员、无办公地点、无经费)的状况。为落实侨务政策、落实“侨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保侨界的和谐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动员归侨侨眷努力引进外资,为贵阳市经济建设服务,自己还积极联系海外人士及港澳人士捐资兴办“侨小学”及其它公益事业。积极促进各区侨联的成立、各厂矿企业侨联小组的成立,使贵阳市侨联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网络。在这期间我还积极学习有关侨务、对台工作的知识,先后获得了暨南大学《华侨学》函授班的结业证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问题”研究班结业证书;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培训班结业证书。我还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侨联第四、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1982年至2002年我连续担任贵阳市第七、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农经民宗委委员、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这期间,我积极参加人大的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为贵阳市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教育问题、民生问题、农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还积极撰写有关论文等。

  退休后,我又学会摆弄电脑、上网、建博、写日志等,经常受邀参加省、市侨联举办的活动,还经常在微信上与年轻的海外侨胞、侨联工作者等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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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指一挥间,转眼五十九年过去了,回国五十九年来,我一直在贵阳学习、工作。我顶住了初期生活的贫困,“文革”中政治上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一教就是二十年,八五年调贵阳市侨联工作。几十年来虽然未干出轰轰烈烈的事来,但是看到我所培养的学生,有的当研究员、教授,有的出国留学当博士、硕士,这是对我的莫大安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目睹祖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作为一名回国逾半世纪的印尼老归侨,见证和参与了贵州的发展,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永远无怨无梅。

贵州省侨联提供

转载自
《七十年来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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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9-23 11:58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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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节来临之际,贵阳市侨联主席戴一红,副主席张孟一行走访慰问南明区归侨侨眷。在归侨林南生家中,市侨联领导详细了解了老人及其家人的生活情况,并送去了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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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rainbow 於 2020-9-23 17:23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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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城旧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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