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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眉生海外赤子心》(Georgelai 提供)

印尼史话--司徒眉生海外赤子心            (Georgelai 提供)



祖籍开平的司徒眉生,无论在印尼还是在中国,从未参加任何政党,也未担任过任何官职;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却成为民间“特使”,谱写了一曲促进中印(尼)友好的壮丽乐章,尤其在中国出席万隆会议和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两件大事中,发挥了极其微妙的独特作用,令人肃然起敬。

万隆会议 50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4月24日,印尼隆重举行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此前一天,举行亚非国家峰会,出席的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参加。在澳门隐居40年的司徒眉生却以印尼总统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胡锦涛和他合影留念,赞扬他“为中印(尼)友好作了很多贡献”。




为迎接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人民日报》驻澳门记者曾坤写了长篇通讯介绍司徒眉生,在《澳门日报》连载;印尼的《国际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等9家 中文报刊作了转载。《国际日报》更以《万隆会议五元老参加纪念会》大幅通栏套红标题,报道了“前苏加诺总统助理司徒眉生”应印尼总统苏西洛的邀请出席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尤如欢迎英雄凯旋归来。更难得的是,武汉《报告文学》月刊在2005年第4期,用20万字的篇幅和20多张珍贵照片,发表作家袁厚春花了几年功夫、走遍中国和印尼采写的关于司徒眉生的传记文学,作为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重要文献。2005年5月27日,《南方日报》又用整版篇幅刊登记者林亚茗、实习生朱山花的专访,大字标题是:《我见证了万隆会议的台前幕后》。……



日本占领印尼 一家四口坐牢
上世纪30年代,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已是印尼著名的爱国教育工作者,在华侨中很有威望。“七·七事变”后,日寇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广大华侨无不义愤填膺,司徒赞更是带头投身到火热的华侨救国运动中,仅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就募得港币5000万元及各种物资先后寄往贵阳红十字会,支援抗战。他还代表印尼华侨出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大会,受到陈嘉庚的表扬。1942年3月,日本占领印尼,4月开始大搜捕,司徒赞和其他540多名爱国人士被捕入狱。不久,他的夫人刘金端和长子巴生、次子眉生,也因参加地下抗日活动被捕。家里剩下12岁的司徒戎生照顾4位更小的弟妹。9个月后,日军法庭判处刘金端10年徒刑。巴生、眉生兄弟,因年小被保释出狱,监视居住。为了生计,巴生开始做些小生意,眉生则替人送花。



司徒眉生勤奋好学,一有空就看他父亲被日军搜走后残存的藏书。他跟父亲的朋友张国基(毛泽东的同学,回国后曾任全国侨联主席)学习古典文学,向董寅初的夫人杨斯素学习现代文学(董寅初当时也被捕,回国后曾任致公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他还参加英语和印尼语学习班。由于他学过两年规范印尼文,对他后来的发展帮助很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眉生的父母相继出狱。英军开进印尼接受日军投降,即成立“战犯调查委员会”,其成员以日占时期被捕人士为主,眉生也当上了委员,且工作出色,备受欢迎。后来,他和要好的同学创办《火炬》杂志。司徒眉生在张国基当副校长的“中华中学”念高中时,因在墙报上参加一场时事论战,引起校内外关注,《天声日报》经常约他写稿,为后来走上记者生涯垫了路。



苏加诺一见心喜 小记者受宠若惊
1945 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告印尼独立。18日,苏加诺当选印尼首任总统。接着又通过宪法,成立了相当国会的“中央国民委员会”。但残存的日本人、卷土重来的荷兰人和以盟军名义登陆的英国人,互相勾结起来,向初生的共和国反扑,攻陷巴达维亚;苏加诺不得不撤走,日惹便成了战时首都。1947年2月25日至3月 5日,苏加诺在玛琅召开“中央国民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便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赶走荷兰殖民者。这是印尼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印尼许多报社都派出记者前去采访。此时,司徒眉生尚在念书,因懂印尼文,《天声日报》老总就请他帮忙采访,冒充为该报的实习记者。在满载出席会议人员的、从日惹开往玛琅的火车上,苏加诺到处走动,和许多人交谈。当他来到记者车厢时,发现两名华人记者,尤其对年仅19岁的小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他自己27岁被荷兰人抓去坐牢,而你13岁就坐牢,真了不起。他要副官关照司徒眉生。后来,司徒眉生又被《天声日报》派去当战地记者,采写了一系列报道。当他第二次到日惹时,被苏加诺的副官发现,又见到了苏加诺。苏加诺托他返巴达维亚时帮买两支眼药。司徒眉生买来了三支。日后,苏加诺见到司徒眉生时,当面致谢,并说他很快就会班师返回巴达维亚(后改称雅加达),希望司徒经常去看他。



司徒眉生高中结业后约两年,便离开了《天声日报》。1951年8月,被《新报》副总编林琼光请去“应急”。他既当中文编辑,又当印尼文翻译,并到总统府参加外事活动和采访。苏加诺给他办了一张总统府内部通行证。1950年5月,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递交国书,总统府通知司徒眉生到场。仪式过后,苏加诺见到他就说:“你来了很好。以后这些活动,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活动,副官处都会通知你,请你参加。”

1952年3月17日,印尼发生了右翼军人逼宫事件,炮口对准总统府,气氛非常紧张。苏加诺走出大门,面对炮口,拿起扩音器,毅然宣布撤销纳苏蒂安的陆军领导职务,并以最最统帅的名义要求他们服从命令,撤回营房。当最后一个士兵离开后,苏加诺转过身来,逐一审视,看在紧急关头还有谁和他站在一起。此时,他看到记者中唯一还有司徒眉生时深受感动。一天副官长苏甘地告诉司徒:“总统说,你明天早上六点半过来”。次日,他依时赶到总统府,才知道苏加诺要他陪同散步,并说,以后每天早上都要来,司徒只好照办。在那段陪同散步的日子里,苏加诺一要他到茂物植物园,以增加自然科学知识;二要他多看书,尤其要看其发表的政论文章。此后,司徒眉生利用记者活动比较自由和总统府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看了不少英文和印尼文书籍,并翻译了苏加诺全部演说讲稿在《新报》刊登。

筹划万隆会议 参与创造历史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共有29个国家参加。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率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这是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举行的首次亚非峰会,不论会前、会中都充满各种矛盾和斗争。

1953年,在印尼政府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席科伦坡会议时,苏加诺就指示他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建议。经过努力,五国(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后改名为斯里兰卡)同意担任发起国,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但在邀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个问题上开始是有分歧的,对会议能否成功也存在种种疑虑。对此,印尼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既是《新报》记者,又是大会工作人员的司徒眉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却鲜为人知。

过了半个世纪,在2004年初,为了迎接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两位印尼记者采访了当年担任亚非会议秘书长的阿卜杜尼加·鲁斯兰老先生,他认为司徒眉生“也是参与创造历史的人”,除了帮助接待、保卫中国代表团以外,还具体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会前还不便通过外交途径的关于印尼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及五个发起国尚有分歧和疑虑的信息透露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使中国心中有数。二是司徒眉生出了好点子,借用万隆的私人别墅作为各国代表团的住处,并亲自去做华侨业主的工作,解决大会宾馆不足的难题。

1954年12月,五国总理在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并决定正式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由于害怕亚非会议的成功,尤其是邀请中国参加的深远影响,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当局马上策划各种阴谋进行破坏。美国派出70名“记者”到场,台湾蒋介石当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11名中外记者和工作人员罹难,还企图在印尼暗杀周总理。

司徒眉生对周总理临危不惧、胸怀坦荡、多谋善断、广交朋友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深表敬佩,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中的突出表现,博得各国一致好评感到骄傲,对万隆会议期间中印(尼)两国外长签订的关于解决印尼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表示衷心的拥护。他不辞劳苦,迅速写稿在《新报》发表,让印尼华侨知道这一 切。

苏加诺首访中国 毛泽东赞赏司徒
1956年9月30日,印尼总统苏加诺首次访华。司徒眉生被临时加上“总统私人秘书”的头衔,作为先遣队成员先期抵达。在准备迎接苏加诺的北京西苑机场,周总理一眼看见了他,说:“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吗?”“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嘛!”接着,又把司徒眉生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下午二时,苏加诺总统的专机降落了,我国领导人立即迎上前去,气氛十分热烈。北京数十万群从在长达20公里的沿途夹道欢迎。苏加诺下榻在中南海勤政殿,要司徒眉生跟着他行动。由于当晚还要参加建国七周年盛大国宴,毛主席请苏加诺到丰泽园先进便餐,席间充满轻松欢快的气氛,司徒眉生的翻译得到大家的认可。毛泽东对司徒能听懂他和刘少奇的湖南话感到惊奇,司徒说,是跟主席的同学——张国基老师学的。当毛主席得悉他的老同学、南昌起义时的师长张国基竟是司徒眉生母子两代人的老师时,感情有点激动;便餐完毕,就走进书房取出三幅签名墨宝相赠。

苏加诺访华时,在首都10万人欢迎大会、清华大学和怀仁堂发表演说。他的演讲,最初由中方派人现场口译,苏加诺不甚满意。到清华大学演讲前,临时换马,要司徒眉生翻译。45年后,清华大学听过该场演讲的学生廖集善写文章回忆说:“总统演讲没有讲稿,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不时引经据典,……幸好司徒眉生学长对印尼话和汉语造诣较深,思路敏捷,口才流利,使他能顺利进行这场紧张、扣人心弦的演讲的翻译工作。学生的掌声往往是他翻译语音停落后爆发的,由此可看出他翻译的才能。”就这样,苏加诺首次中国之行,访问了10个城市,发表了14次公开演讲,其中由司徒眉生担任现场口译的就有11次。

自此以后,苏加诺及夫人三次访华,访问亚欧数十个国家,接待到访的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苏加诺都要司徒眉生陪同翻译,甚至后来苏加诺因病请中国专家医务组到总统府治疗,司徒眉生也被委为总统保健小组秘书,和苏加诺形影相随。



印尼政变 苏加诺亲下保护令
正当中印(尼)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时候,1965年突然发生了“9·30”事变,苏哈托乘机掌握了实权,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共、反华、反苏加诺的风暴袭来了。为了制造借口,一个企图秘密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正在策划中。好在司徒眉生人缘好,一位深知内幕的朋友紧急告诉了他;苏加诺也从一位仍效忠於他的将军的报告中,得到同样的信息。苏加诺决定让司徒眉生暂时去香港,以保护他的安全。

经过两天的准备,司徒眉生带着有残疾的二儿子一起到机场,却被一位军官阻挠不让上飞机。司徒眉生要求与总统府通电话,苏加诺立即命令该军官让司徒眉生返回总统府。回到总统府,苏加诺马上在总统办公厅主任雅明写的备忘录中写了批示:“给眉生及地方掌权者发出总统命令,让眉生去香港。”下面是苏加诺签名,日期 是65年11月3日。接着,苏加诺又把警卫团副团长马韦尔·赛兰呼来,命令他次日送司徒眉生去机场,要看着司徒上飞机,飞机起飞后再回来。果然,第二天司徒眉生上了飞机。为了掩人耳目,马韦尔·赛兰安排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的医生刘英昌一起到荷兰买药。

司徒眉生经荷兰返回香港,因印尼政变当局要吊销其护照,使他无法在香港立足,也不便在国内定居,於是从1966年起,他的一家就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澳门“隐居”下来,并逐步学会经商谋生。



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马利克两次赴港会司徒
进入20世纪70年代,印尼方面经香港总领事馆联系,到澳门看望司徒眉生的官方人士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老朋友马利克当了外交部长。他们也是日惹往玛琅的火车上相识的,后来成了莫逆之交。马利克在万隆会议上认识了周总理,并对周总理一直怀有敬佩和友好的感情。从1970年10月起,马利克经常取道香港往世界各地。

1971年4月22日,马利克第一次到香港约见司徒眉生,在场的有印尼驻联合国代表卡米尔,他也是司徒的老朋友。这次会面,马利克介绍了印尼政府对外政策与自己想法的矛盾,以及联合国各国对中国代表权的多种提案;他要司徒到北京一趟,摸摸底。司徒眉生感到这是一件对中国、对历史都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他答应帮忙。会面后,他写了一封信托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转到北京;并表示如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赴京面谈。但北京迟迟没有答复。

9月8日,离26届联大开幕还有12天,马利克担任联大主席已成定局,他又特意经香港停留,约司徒眉生密谈。马利克再次表示,他想在中国席位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了便於掌握分寸,他委托司徒了解中国政府的具体想法。司徒眉生非常赞赏马利克的态度,希望他利用联大主席的有利地位,见机行事,创建奇迹,留名青史。随后,司徒眉生马上向北京反映,北京请他立即赴京。9月25日,周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交事务的罗青长副主任来同他见面,说是周总理派他来的。并说:周总理感谢马利克一片好意。至于中国的立场,已在8月20日外交部声明里阐明了;可将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司徒眉生遵嘱转告了马利克。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北京发生“9·13”林彪事件,周总理正在忙於应对紧急情况。

1971年10月25日(北京时间26日),中国问题的投票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对派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阻挠通过支持中国的23国提案。而身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利克,敢於和其政府的态度相左,充分利用大会主席的权限,引导大会投票程序朝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并一槌定音宣布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会场上响起 一片雷呜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事后,周总理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忘记一槌定音的马利克先生。”



苏哈托邀见司徒 “通辑犯”单刀赴会
1980年底的一天,印尼情报总局长本尼·慕尔丹尼将军密约司徒眉生到香港会面,态度非常客气。他郑重地说:“苏哈托总统专门派我和您商量,他想请您回印尼谈谈。我们会绝对保证您的安全。您不必申请签证,我们会派人把您送上飞机,直抵雅加达。”司徒眉生对此没有表态。16年来,苏哈托在印尼施行的大屠杀和反华闹剧,甚至和港英当局勾结对他秘密监视的种种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感到太突然,他要考虑考虑。过了几天,眉生的朋友、华商林宝星也来电话谈了此事。此人经常与苏哈托一起打猎、钓鱼,交情匪浅。

经过反复考虑,司徒眉生拿捏到苏哈托此举的真意:他是冲着中国而走的一着棋。如今指挥全世界反共、反华大合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已亲访北京,卡特又和中国建交,你还与10亿中国人民为敌有什么好处呢?何况从1979年开始,中国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走上快车道,商机无限。司徒眉生猜想,苏哈托可能要他向中国传递某种信号。

司徒眉生把上述消息告诉了在香港的哥哥司徒巴生和一些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致反对,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毛泽东有句名诗:“无限风光在险峰”。最后,司徒眉生准备走一险着。于是他托人将此事告诉他的老朋友、已经升任副总统的马利克,征询他的意见。很快对方发出了绿灯的信号。司徒眉生决定以后,通过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把此事告诉了北京,同时也通知雅加达的内兄廖伟华,请他来接机,好让印尼的亲人知道。

1981年1月29日,司徒眉生在印尼海关总署苏地尔佐处长的陪同下,登上了香港至雅加达的飞机。当晚7时许,飞机抵达哈林机场,情报局副局长本尼·慕尔丹尼前来迎接,并按客人的要求,住进了五星级的文华酒店。接着,苏哈托的两个儿子前来会见。



司徒眉生抵达印尼的第三天晚上7时20分,林宝星陪他到了苏哈托的住处。客气一翻之后,苏哈托先是向司徒眉生炫耀政绩,并给他的儿子拉生意,然后才开始谈“国事”。苏哈托说:“你见到中国官方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只准备和台湾发展贸易关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恢复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加强生意来往开始,双方多采取一些步骤,一步一步接近,……。”司徒眉生意识到,苏哈托想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这是他要谈的主题,也是请他回印尼会面的主要目的。司徒眉生对此答应:“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转告他们。”司徒眉生简要复述了要转告的几个要点之后,又说:“我会告诉他们,印尼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我个人也相信,印尼不会愚蠢到置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而不顾,而承认一个不及爪哇岛大、人口只有1000多万的台湾。”苏哈托约见大大超过原定的半小时。

后来,苏哈托的两个儿子轮流请司徒眉生吃饭,使原来不敢贸然会见司徒眉生的老朋友,包括印尼的高官和华商,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结果这趟竟住了13天!
过了10年,印尼终于和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梅加瓦蒂任总统 司徒眉生获殊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决定历史的动力。苏哈托靠大屠杀上台,巩固政权后,虽然经济建设有些发展,但由于他的贪婪和腐败,终于激起民愤被赶下台,1999年,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先是当了副总统,不久又接任总统,这是司徒眉生没有想到的。

在司徒眉生随便进出总统府的时候,梅加瓦蒂才10来岁,叫他叔叔。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带夫人访问印尼时,苏加诺就呼她代表母亲(第一夫人)作陪,又叫司徒眉生跟着关照。司徒眉生落难澳门,在梅加瓦蒂还受监视的时候,有一次她参加旅游团到香港,还约司徒叔叔见面,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当选副总统以后,她再次来香港,带了50多人,浩浩荡荡,说香港人多眼杂,硬是要到澳门探望长辈。不久,她接任总统,和司徒眉生见面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叫他叔叔;与客人会见时,还是请司徒和她同坐一张沙发上。

梅加瓦蒂当了副总统和总统以后,对中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对当地华人取消了苏哈托时期的歧视政策,恢复华校、华报和华人社团,甚至把中国的春节也定为一个公共假日,让华人热烈庆祝。

此时,司徒眉生虽然已年过70,但他情系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尼,日久弥深,他想让下一代回到印尼,在印尼做些有益当地人民的事情。于是他回忆起苏加诺邀请中国医疗专家治病、把中药称为“中国咖啡”的往事,他想开发印尼热带中药的丰富资源,并把这一设想向梅加瓦蒂透露。不料,他的构想与她不谋而合。当年,她也喝过“中国咖啡”,亲自体验过中药的奇效,深想开发大量的天然药物资源;因此,她在2002年访问中国时,就希望中国就此项目进行合作。后来,司徒眉生与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合作,2004年5月在雅加达设了分号。不久,北京的“同仁堂”也在雅加达落户。在司徒眉生的撮合、推动下,中国与印尼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研讨会于2003年12月在雅加达召开,梅加瓦蒂知道后,一定要把开幕式改到总统府举行,并亲自发表重要讲话。



两代三杰人称颂 中印(尼)友谊万年春
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1900年出生在广东开平赤坎一个清贫家庭,11岁就随“水客”到马来亚投靠叔父,小学毕业后他又得热心校董资助,回上海升中学,两年后又考进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师范科。1919年毕业时,恰逢印尼中爪哇文池兰中学聘任校长,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推荐他赴任,从此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凡40年。
1935年以前,他先后在印尼多个城市侨校任教;有一段时间,还从事侨团、侨报工作。他富有创新精神,刚到印尼两年就编出《南洋荷领东印度地理》课本。他具有勇于开拓的胆略,为创办巨港华侨学校,竟三个月不支薪水,克服种种困难而勇往直前,因此获得女教师刘金端的敬爱而结为夫妻。他勤奋好学,为适应印尼工作的需要,自学荷兰文、英文,学会讲客家话、闽南话,并经常写诗填词。

1935年7月,他应聘担任巴达维亚广仁学校校长,从此结束不时变动的流动生活。他整顿校务,筹款扩建校舍,物色德才兼备的教师,使学校蒸蒸日上,学生从 五、六百人增至一千多人,一些贫苦华侨子弟也得到照顾。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威望日高,1937年当选为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并连任多届,还荣获“热心华侨教育”金质奖章。此外,他还当选广肇会馆文书主任、董事、副主席,中华总会文书主任,新明会和养生医院顾问等,成为当时华侨社会一名著名活动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司徒赞夫妇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除发动广大华侨捐款、捐物外,还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100多人回国服务。
1942年3月5日,日本占领印尼首府巴达维亚。9日,荷印(尼)当局投降,从此整个印尼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统治之下。因司徒赞是著名的抗日侨领之一,尤其是《抗敌宣言》的起草者,遂在4月被捕。在狱中,他尽管受尽殴打和凌辱,但始终坚贞不屈。他赋诗述怀道:“照眼湖山剩劫灰,逢迎新贵尽英才。乾坤正气横胸臆,别妇抛稚入狱来”;“风雨才略渐消磨,儿女情深鬓欲皤。老燕未归雏燕苦,满襟涕泪望银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赞夫妇相继出狱。司徒赞和一批爱国教育工作者与侨领一起,立即投身到复办侨校、侨团的工作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广仁学校、华侨公学和福建学校合办成联合中学,后又发展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司徒赞任校长,并一直连任到1960年,学生由最初的 760人,发展到3288人。

司徒赞除了担任校长的繁重工作外,还兼任多个社团的领导,曾任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总会副主席。一面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一面救济在战乱中被暴徒乘机洗劫的难侨(当时到首都避难的有5万之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广大华侨欢欣鼓舞。雅加达成立了华侨“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次年5月,印尼和中国建交以后,该机构改名为“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司徒赞当了副主席。1952年4月,又改名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属下有10多个侨团。自1955年起,司徒赞连续被选为“侨总”主席,直到1960年回国定居。司徒赞曾在1952年和1959年两次率领印尼华侨观光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并到各地参观,受到热烈欢迎。



1959年下半年开始,印尼发生禁止外侨小商在县以下经营的严重事件,用武力逼迫80万华侨小商迁离乡镇,使他们无以为生。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撤侨措施。身任雅加达“侨总”主席、正在北京观光的司徒赞先生,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北京发表广播谈话,谴责印尼有势力集团的不公正做法。12月,司徒赞回到印尼,立即被拘捕。次年1月,他和夫人不得不离开印尼回国定居。

司徒赞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暨南大学,担任校董兼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对该所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还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全国侨联委员、 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等职。业余,他还抽时间撰写《荷兰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史》。10年动乱期间,他也受过不公平待遇。、 “文革”后,1978年2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当年3月因病逝世,享年78岁。后来,他的子女依嘱,将其诗作《纪南堂诗词存稿》,结集 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张国基作序,称司徒赞乃“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渝者也。”其生前藏书870册,则捐赠给家乡开平赤坎司徒氏图书馆。次子司徒眉生还捐资在三埠兴建司徒赞科学馆以兹纪念。

司徒赞和刘金端夫妇育有五男二女,即:巴生、眉生、戎生、奋生、达生和司徒珍、司徒慧,均成材,其中表现突出的还有第三子戎生。

父母和两位哥哥均被日本鬼子抓去坐牢,戎生12岁就担负起照顾4位弟妹的重担,眉生一再称赞三弟不简单。新中国成立时,戎生已在荷兰留学;为了报效祖国,他毅然回国,重新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与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是同学。1956年毕业后,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教20多年。其父生病后,为了便于照顾,1978年初调来广州,任广州住宅科研所所长,取得优异成绩,曾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住房研讨会。1983年升任广州市建委副主任,并代表广州在1986年加拿大市长年会作演讲,获得好评。同年,他升任广东省侨务办公室主任。1993年任省人大华侨民族外事委员会主任。他是司徒家族唯一的中共党员,他在侨务系统担任领导期间,国内外侨务工作都取得显著成就,受到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一致好评,留下许多令人称颂的故事,尤其在印尼归侨、印尼华人中间。可惜,他过早地于2001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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